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

 —— by 张千帆 《中国战略分析》 第1期，2016年10月号

内容提要: 极权主义消灭一切诚实，消灭一切天赋，消灭一切自发力量，而以一群白痴、骗子、唯唯诺诺的小人取而代之，因为卑鄙无能是政治忠诚的最可靠保障。本文梳理极权主义的概念、特征与建构条件，并以中国和前苏联等国为例，探讨极权体制的蜕变过程与解构、转型的可能路径。中国转型不仅是一个世纪命题，而且也是世界性难题。但归根结底，战胜极权的钥匙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我们应该有这份信心。

关键词： 极权主义 民主转型

一、引言

二十世纪是一个两级分化的极端世纪。在一些国家，自由民主得到建立和巩固；在另一些国家，专制主义登峰造极。第一次世界大战拖垮了沙俄帝国，并于1917年建立了第一个极权国家——苏联。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后，法西斯几乎同时在欧洲大陆和日本崛起，再次把世界带入大战的深渊。二战结束后，苏联控制或影响下的中东欧、古巴、中国、朝鲜等国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先后建立了极权体制，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1966年在中国爆发的“文革”就是极权体制肆虐的后果之一，至今正好是半个世纪。对于今日仍在求索如何走出这种体制的中国而言，尤有必要探讨极权主义的建构、结构与解构机理。

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深刻的政治革命，其原始目的是以国家机器来改造人性。在此之前，任何政府——不论是民主还是专制——都只是专注于管制人民的行为，极权主义还要管束人民的思想和信仰。一般的威权统治只是治“行”，极权政治则要治“心”。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本质的分权是上帝与凯撒之间的分权，掌握信仰的权力和管控行为的权力之间有一堵宪政意义上的“分离之墙”。极权政治则要扫除一切权力分界，将一切都牢牢掌控在国家手里——当然，这个所谓的“国家”最终仅归结于最高领袖兼“教主”一个人。

虽然神权政治也同样有政教合一的特征，但是极权主义的危害远甚于神权政治。在伊斯兰等传统下的神权国家，宗教的寿命毕竟比政治长得多，政治权力未必能全面接管一个等级森严的教会体系。加上教会本身就是一种组织形式，宗教国家的教徒们从来不是孤立无援，而总是可以期待同伴们的保护，神权国家很难真正建立一个教主的个人统治。然而，极端形式的极权政治却要凭空创造一种世俗宗教，并通过国家掌控的宣传机器将其植入每个人的内在思维之中。事实上，极权主义正是一种世俗化的“政治宗教”，[1]以建立在世俗“真理”基础上的权力崇拜替代日益衰微的宗教崇拜。如塔尔蒙指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欧洲传统秩序逐渐瓦解，宗教失去了知识和感情支撑，基于身份的封建社会也为抽象个人所替代，社会功利成为衡量制度和价值的主要标准，而世俗国家则成为社会道德的唯一守护者。[2] 宗教世界观转化为世俗国家的理性主义世界观之后，神教权力也就蜕变为集真理与力量于一身的国家权力。

本文梳理极权主义的概念、特征与建构条件，并以中国和前苏联等国为例，探讨极权体制的蜕变过程与转型的可能路径。今年也正好是“文革”发生半个世纪，而“文革”正是极权体制结下的苦果。要防止“文革”悲剧重演，只有深入反思极权体制的本质并积极探索走出极权之路。这或许是对“文革”的最好纪念。

二、极权主义的形态特征

1. 极权主义定义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也被翻译为“全权主义”，本意是指一个全能政府对全体个人进行全面管制的政体形式。学者康奎斯特对此做了精准的定义：“在极权主义政体，国家不承认任何限制，并尽其所能力求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3] 一般来说，极权国家确实会把权力用到极致，全能政府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管起来”，但是极权的本质不在于它实际上管了多少事，而在于其想管什么就管什么的所向披靡的能力。国家权力无极限，国家要管什么就管什么，要怎么管就怎么管，国民个体的一切自主、自治、自卫权利则均被剥夺殆尽。在国家权力面前，社会和个人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在其鼎盛时期，极权体制不仅管住每一个国民的身体和行动，而且也有效管束了每一个国民的思维和灵魂。

如果用电路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极权主义是一种国家权力“零阻抗”状态。社会阻抗等于零，权力电流无穷大。这当然是一种极不正常的政治状态。电流短路，会把电路烧坏；极权肆虐、横行无阻，必然会給社会带来巨大灾难，“文革”等一系列为祸惨烈的政治运动就是极权体制的必然结果。事实上，极权体制不仅仅造成权力“短路”，而且利用巨大的国家“发电机”对每一个社会个体进行充电、洗脑；这些个体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本来是抵制极权戕害自己的“阻抗”，现在却被改造成积极拥护极权、主动接受奴役的“蓄电池”。即便当极权国家的“发电机”趋于枯竭，每一个“蓄电池”仍有可能延续极权寿命。极权国家的本质就是用短路的公权力实现国民大脑的集体短路，而国家权力和国民思维的双重短路互为因果；只要有一个国民保持清醒的独立思考，就是对极权统治的莫大威胁，国家就不可能实现完全的权力“零阻抗”乃至“负阻抗”。

极权主义虽然是一种极端的现代现象，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事实上，从定义上看，绝大多数传统威权国家或多或少都带着极权主义基因，因为限制国家权力的宪政思维是十分晚近才发展起来的。古代国家如果君主虚静无为，那么国家权力会自我限定在一个相对适度的范围内，但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一个暴君上台并无限度地扩张国家权力。英国约翰王之所以被迫签署了《大宪章》，是因为机缘巧合使得国王和贵族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力量均衡，但是这种均衡状态在多数国家是不存在的。尤其在孟德斯鸠等人批判的“绝对主义”(absolutist)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即被认为是至高无上、没有边界、不可限制的。如果再加上赋予全能国家正当性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个全方位控制和行使国家权力的强有力政党，那么绝对主义国家也就是极权国家。只不过古代社会既没有发明出大众政党机制，也没有政党发展的政治纲领及其宣传工具，官僚机构效率相当有限，国家权力也受到各种道德伦理和惯例习俗制约，因而无法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现代大众政党的兴起为极权主义创造了政治条件。虽然大众政党是1830年代美国首创，但是那里没有极权主义土壤，因而极权主义的发轫有待欧洲大陆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形成，并借助大萧条的恶劣经济与社会气候而发展壮大。早在1923年，墨索里尼就宣称，极权主义是将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政治化的政体：“一切国有，国家之外一无所有，一切服从国家。”[4] 施密特在1927年《政治的概念》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全能国家”概念。[5] 当然，早在1917年，苏维埃政权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只不过马列主义被当时的西方理论界当作旁门左道，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兴趣。等到法西斯力量随着战败而覆灭、东西方进入冷战之后，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也被用于苏联式共产政权。虽然一个极左，一个被公认为“极右”，二者实际上分享共同的本质特征。

在《极权专政与独裁政体》一书中，美国学者弗瑞奇和布热津斯基对极权主义总结了六个基本特征：全面的主导意识形态，通常由独裁者领导的单一大众政党，使用秘密警察和国家暴力等机制的恐吓体制，对武器和军队的垄断，对通讯手段的垄断，以及通过国家计划对经济实行中央指导和控制。[6] 换言之，全能国家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只是一个用来指称一系列制度与文化要素的表象符号。一个国家之所以走向全能主义，首先因为国民主动或被迫接受了一套承诺实现伟大目标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个自命唯一正确、以实现伟大承诺为己任的政党。其余特征都是这两个基本特征的题中之意或自然结果，或其在特定社会状态下的维持手段。

2. 极权与威权

极权主义是威权(authoritarian)统治的登峰造极，并和一般意义的威权专制存在相当本质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威权统治限于政治专制，并不全面扩及社会其它领域。这主要表现于独裁者或执政党操控选举，并压制政治言论与新闻自由。当然，政治独裁往往会产生“溢出效应”，其后果未必严格局限于政治领域。譬如完全可以想象，一个专制政府会和国有乃至私营企业产生各种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但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威权统治没有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府并不试图全面管制经济和社会，因而社会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自由度。在智利等南美国家，自由市场正是皮诺切特之类独裁者积极推行的经济哲学。

弗瑞奇认为，一般威权体制不具备极权体制的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二是秘密警察所支持的政党，三是极权国家对工业化大众社会的垄断控制。当然，威权政府也可能偶尔利用秘密警察，针对反对派的一般警察暴力更是不在话下，但是由于当局并不存在一套控制国民的意识形态，至少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并不建立在政治意识形态之上，因而也不存在一般意义的“思想犯罪”，政府不会大规模雇用秘密警察作为维持统治的工具，而只把打击对象锁定于对自身统治构成直接威胁的反对派领袖。事实上，部分因为执政党或政府并不垄断“真理”、“正确”或“伟大”话语，威权国家通常允许反对派乃至反对党的事实存在。

如果把“威权”作为非民主政体的一般范畴，那么可以把一般意义的威权国家称之为“威权1.0版”，而把登峰造极的纯粹极权状态称为“威权3.0版”。版本越高，独裁程度愈烈。不妨再次沿用电路比喻，如果说民主政体下国家本身无“电压”，国家“电压”来自多数选民的个体“电压”，而选民对于来自国家的侵犯表现出很高的“阻抗”，那么威权国家本身即具有相当高的“电压”，而把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国民降格为一个个弱“电阻”。1.0版威权国家的一般特征是一党专制，党内实行领袖独裁，但是上下级关系可能受制于精英规则或派系力量对比的调整，并可能默认党外力量的事实存在，只是限制它们的政治功能；人民没有实质意义的选举权，表达自由受到限制，但是人身权、财产权与经济活动自由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极权国家则不仅本身具备超强“电压”，而且几乎剥夺了人民的所有基本权利，使之出于近乎“零阻抗”状态，甚至通过洗脑教育将国民训练成自己的“蓄电池”、后备军。作为威权3.0版，极权特征包括严格的一党专政、党内外实行高度的领袖崇拜、强大宣传机器对全民进行高效洗脑、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有效甄别并消灭政治反对力量；人民则不仅没有政治权利和表达自由，而且人身自由、财产权、经济活动自由都受到生产资料和土地公有制等国有化措施的严格限制，对国家产生了高度的财产、人身和心理依附。

作为威权统治的特殊型态，极权体制是威权的强化与升华。威权1.0为威权3.0准备了必要的政治和社会心理条件，譬如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薄弱的民间自治力量、对魅力型政治领袖的普遍钟情，因而是威权体制“进化”到3.0版的社会起点。反过来，在民主化过程中，威权从3.0向1.0版的蜕变也是不可跨越的必经之路。极权国家达到巅峰状态后，会逐步向一般威权体制退却，由此产生处于威权1.0和3.0版之间的“后极权”体制，其主要特征有领袖崇拜的弱化、正统意识形态受到质疑与挑战、宣传洗脑基本失效、公有制在相当程度上解体、私有财产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与保护、人民获得了私人空间的表达自由、公民社会迅速成长并开始介入公共治理问题。

虽然威权专制为极权主义准备了政治土壤，并非所有威权国家都会走向极权主义；走向极权的威权国家通常都已先天具备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基因，那就是绝对君主制(absolutist monarchy)，而这在迅速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尤其容易产生。譬如在18世纪初期的俄罗斯，彼得大帝在短时间内建立了现代军队、工业、税收和教育制度。由于这些现代化成就只有通过魅力型领袖树立绝对权威才有可能，强势君主的个人决断对民族历史进程发挥决定性作用，现代化成为俄罗斯绝对主义的渊源。[7] 从历史渊源上说，绝对主义是从建构西方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包括民族自决、税收等经济与社会融合、固定的法律与政治机构网络、中央化的行政程序、常设军队和理性化官僚作为维护政权的必不可少工具等特征，但最重要的是通过意识形态确立单一主权原则。[8] 当然，彼得大帝所建构的是绝对主义的现代改良版，也就是开明专制，其主要特征是中央集权加依法治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社会现代化。开明专制有时也被称为“警察国家”，因为它通常意味着政府对社会关系和公共生活的全方位法律与行政干预。对于国家现代化而言，开明专制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在政体实质上只是绝对主义的翻版。

18世纪的前25年，彼得大帝已基本完成绝对君主的制度构建，但是俄罗斯文化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留存着控制王权的贵族传统，在这一点上和《大宪章》时代的英国似曾相识。继任人卡特琳娜一世和未成年人彼得二世并不具备魅力型领袖的特质，因而不足以充分行使绝对君主制赋予的权力。然而，俄罗斯的社会权力结构还是和英国有本质不同，贵族并未形成一个足以逼迫君主让步的政治共同体。一旦遇到强势君主，俄罗斯贵族并不能凝聚起一股约束王权的强大力量。1730年，安娜伊万诺瓦女皇执政，一群贵族主张女皇必须尊重他们的领导作用，但是最后失败。2月25日，800贵族来到克里姆林宫，向安娜宣读了请愿书，请求女皇建立由每户贵族出一两名代表的代议机构。但是遍布皇宫的卫士和官员齐声高喊，要求立即接受君主独裁。另一名代表接着宣读了他的请愿，要求立即回归独裁，而安娜则当众撕毁了绅士们的请愿书。虽然缩短服役期限等贵族要求逐步得到了满足，但是这一切均没有阻挡女皇的集权步伐。安娜利用绅士对最高枢密院的反对废除了这个机构，建立了藐视一切限制的绝对统治。[9]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绝对主义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即便俄罗斯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了临时政府和国民大会，确立普选权并准备制定宪法，宪法方案仍然体现了绝对君权的影响。宪法采用了强总统制，总统和沙皇类似，享有解散议会等绝对权力，而在法律责任上则享有豁免权。国民大会准备12月开始运行，但是从临时政府到国民大会的权力转移机制还没建立起来，就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十月革命”，[10] 由此进入一场空前的极权主义运动。

三、极权主义的建构条件

作为一种权力“零阻抗”的极端状态，极权主义的建构需要满足一系列政治与社会条件。首先，极权体制无一例外是靠暴力阴谋夺权而非自由民主选举建构的。即便在1917年的俄罗斯和1932年的德国，民众对极权“病毒”毫无预防心理和能力，盲目支持极权政体的社会力量异常强大，也未能达到民主政体所要求的超过半数支持，因而布尔什维克与纳粹最终还是依靠政变上台。得手之后，极权政党一边在国内实行严格的一党专政，在党内则通过政治斗争建立独裁领袖的个人崇拜。其次，极权体制通过宣传机器对国民进行系统洗脑，确立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意识形态统治。最后，通过全方位剥夺国民的思想、言论、人身、经济等自由，极权体制实现了个体对于国家的完全依附，造就了一个去道德化的国民群体，并为恐怖统治乃至诱导群氓协同犯罪奠定社会心理基础。

1.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控制是极权主义区别于一般威权统治的根本标志，也是极权统治远比一般威权统治更为巩固的原因。一般意义的威权统治缺乏群众基础，掌握政权的少数统治者只能依赖赤裸裸的警察暴力。相比之下，如果极权国家能够成功实现全民洗脑，让绝大多数国民都真诚地信奉一种“真理”，并认可执政党及其领袖作为真理的化身，那么这样的社会必然是高度团结稳定的。统治者完全可以“无为而治”，根本用不着动用国家暴力，自发的群众暴力就足以消灭任何政治异议。

意识形态控制是极权国家的必备要素，不仅因为极权或“全能”的定义意味着国家有能力统治人民的思想和信仰，而且因为要实现全能统治，必须消灭一切反对的声音。然而，这是反人性的。人的天性不是一致同意，而是彼此不同意；不是大公无私，而是自利自私。出于各人的利益、身份、偏爱、成见，分歧是天然和无所不在的。如果留给个人判断，每个人的意见都是独特的，没有两个人会在所有问题上采取全同的立场，而且某些分歧如此根深蒂固，即便无休止的辩论也不能弥合。但是极权统治恰恰要宣布一种正确的真理、一个伟大的目标、一个合法的政党和它的领袖，并要求全民无条件接受。这也说明极权统治不可能以自由民主、理性说服的方式产生，而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建立起来，或者像希特勒那样先骗取多数选民的信任，上台后再系统镇压反对派、摧毁自由民主。

和一般威权统治相比，极权统治者极其重视意识形态合法性，因为后者是其获得群众支持的基础。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得以大行其道乃至取得统治地位，是和其所发生和成长的社会土壤分不开的。事实上，意识形态好比流行病毒，在哪个社会都存在，但是否发作则取决于特定民族的免疫力。即便在自由民主根基十分牢固的美国，也不乏思维极端、举止怪异的人；自由民主体制允许乃至纵容他们的存在，但他们永远是自由社会的异数，永远不可能成为主流，因为多数国民具备理智心态和成熟的判断力。然而，专制国家几乎毫无例外是贫困和愚昧的国家。由于人民缺乏政治权利，没有机会锻炼和培养自我管理的经验，因而政治思维极其简单幼稚，缺乏在实践中鉴别真伪的机会能力，特别容易轻信欺世盗名的乌托邦承诺并认定其为颠扑不破的“真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脑残”特别多，还特别愿意被洗脑。波普尔在1945年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指出，和自由民主的“开放社会”截然相反，极权国家是一个思想和信息高度单一化的封闭社会，其思想基础就是认定历史朝向永恒不变的伟大目标前进，并且人能够掌握历史前进的规律。[11]

虽然并非所有威权政体都有极权主义文化基因，所有的极权政体都有本国的文化传统作为其思想资源。在乌托邦式的道德与政治专制主义传统中，很容易找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基因。道德专制主义一般都设定了某个宏伟的社会目标，并自认为是惟一正确的思想教条，其余一切都是奸邪淫僻，理所当然应被国家所禁止。国家的使命不只是禁止有害言行，而且要带领整个民族“明明德”、“止于至善”。由此可见，传统儒家政体已经包含了极权主义的道德基因。在伟大的国家面前，个人不可避免是渺小的。自私小人自然不配享受什么“权利”，代表正义管制小人的公权也不会受到实质性约束。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思想上，传统中国社会对个人的管制都是相当严格的，只不过儒家伦理对于士大夫的行为确实产生一定约束，而由于官僚系统管控能力有限、交通与交流不便、农业社会不能支撑庞大的公共财政等原因，国家机器不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巨无霸，但极权主义的文化潜能一直存放在那里。

事实上，即便旧政体被推翻了，旧正统被否定了，道德和政治专制主义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很可能变本加厉。儒家伦理毕竟是一套贵族伦理，具有相当高度的道德自主性。皇帝的权力再大，理论上也不能脱离儒家经典教义的约束。建立在儒家伦理之上的官僚体系也形成了一个相应的既得利益集团，足以自我维护并抵抗皇权的无限扩张。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儒家统治从来没有产生极权国家，而要摒弃儒家伦理的法家统治则十分接近极权政体。一旦新政体摧毁了传统伦理，消灭了贵族阶层，并以高度发达的政党机器取代相对低效的传统官僚体制，那么极权主义的潜能就被充分发动起来了。这个时候，政治权力已不只是一种实体权力，不只是掌握了全部的国家机器，而且还垄断了赋予政体合法性的思想和道德资源。从此之后，政权合法性成了一种自我赋予；行使权力的和赋予权力道德正当性的变成同一群人，只是内部分工有所不同而已。在乌托邦理想的伟大光环笼罩下，任何公权滥用都能找到正当理由，任何批评和异议都将被国家机器和群众运动所湮灭。社会进入了所谓“权力零阻抗”状态，“最高指示”将通过无所不在的政党触须直达基层草根；对于来自最高领袖的命令，整个国家上上下下不允许存在丝毫的抵抗或阻碍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极权主义在政教合一或无神论传统的国家更容易成功——政教合一，是因为精神和物质两种权威已经被同一种力量所掌握；无神论，是因为这样的社会没有抵御国家控制意识形态的独立力量。如果民间社会存在独立的宗教或信仰组织，那么它们将构成极权统治难以克服的障碍。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中国的极权主义党治只是在儒家伦理秩序受到严重削弱之后才有可能。如果说国民党统治在某种程度上容忍乃至依赖了地方乡绅自治，那么这意味着一党专制遭遇了局限。同样，德国纳粹与意大利法西斯都与教会保持了一种合作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存在本身就说明纳粹法西斯的极权统治仍然不是严格完整的。只是在宗教领域之外，法西斯意识形态才居于统治地位。相比之下，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上的共产主义则可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彻底打通世俗和信仰两个世界并消灭任何一个世界的阻碍力量。

无论是在无神论还是和宗教妥协的法西斯国家，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一般有三个组成部分，简言之就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是乌托邦理想。 极权主义利用民族虚荣心，设定了民族复兴或人类大同的乌托邦理想。走上极权之路的民族一般都有一段屈辱的历史，进而和民族的自我定位（例如种族、血统、传统文化、古老文明的优越感）形成强烈反差。无论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被动挨打，还是德国在一战之后的割地赔款，都极大挫伤了民族尊严感，并极大激发了民族复仇心理。当极权意识形态以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平等为口号，并宣扬建立一个全能利维坦来实现这些目标的时候，很多人便轻易入了圈套。

二是作为先锋模范的永久执政党。 极权国家的现状离其所宣称的理想目标差距很远，因而坚持必须在一个“先锋队”的带领下实现伟大理想。极权主义在理论上把“人民”捧上天，但那个“人民”只是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法理概念；一回到现实，极权国家一概把实实在在的平民百姓当作愚昧无知、麻烦危险、需要不断被洗脑的群氓。因此，虽然“五四运动”颠覆了儒家传统文化，但是其所引进的马列主义新教条却在精英主义倾向上有过之无不及。如果传统社会是少数“君子”领导多少“小人”，那么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只有靠“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乃至消灭其它阶级才能实现。

三是领袖个人崇拜。 既然这个政党是掌握先进意识形态的先锋队，它必须由洞察真理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来领导。极权主义既不可能允许党外民主，也不可能实行党内民主，因为真理只有一个版本，掌握真理的人也只能有一个。极权主义强调思想和意见的高度统一，而人和人之间必然会发生分歧；在发生分歧的情况下，意见必须稳定地统一于一个人的立场。这样，极权主义政党必须由一个全知全能、至高无上、不得质疑的最高领袖（柏拉图式的“哲王”）来领导。事实上，党的合法性最终寄托在这个人身上；一旦他的权威受到党内其他领导人的质疑，即意味着党内立场发生分歧，“真理”神话即因内部分化而不攻自破，那么执政党和执政地位也就可以受到党外挑战。领袖崇拜在极权国家是十分自然的，不仅因为极权主义的内在逻辑使然，而且因为那里的群众看似喜欢探讨高深莫测的终极“真理”，实际上只是跟着“伟大领袖”咿呀学语，骨子里具有强烈的救世主崇拜情结。

不消说，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虚构的“三一”神话在现实世界中是找不到的，因而必须依托谎言才能维持。但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有能力将谎言变成现实。极权领袖一贯正确，永远不能承认错误，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是超人，而是他们精准把握了历史或自然规律，并不断把预言变成现实，譬如用国家暴力消灭垂死的阶级。极权主义之所以充满谎言，是因为他们相信事实取决于编造事实者的力量。在编造故事时，神秘性是第一原则。例如在布尔什维克宣传中，一个接一个出现神秘的世界阴谋，托洛茨基、“300个家族”、英美情报局……最后，群众不相信自己实在经验中明显可见的事物，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而只相信自己的想象。尤其当群众在无家可归的存在中受制于逃避现实的愿望所左右，他们尤其不能容忍事实的偶然性和不可理解。极权主义为其提供了一个前后一致的谎言，通过纯粹的想象使失去现实根基的群众感到自在，满足了人类思维的需要：“极权主义宣传只有在常识失效的地方，才能大量侮辱常识。”[12]

2、社会心理

要维持国家对个人的全方位管束，极权主义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心理条件，那就是所有人对全能国家的绝对服从，并建立绝对权力在制度上保证这种绝对服从。这是因为人的天性不是同意和服从，而是不同意和不服从。由于人的利益、需求、信仰、观点不同，人天生是不愿意服从的动物，除非慑于外部力量的威胁。为了让个人的恐惧达到最大，极权体制一定要将每一个人剥离成一个孤零零的没有任何抵挡的个体，而且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所有其他人都被某种神秘的外部力量所掌控，只要自己稍不听话就会被其调动起来攻击自己。这样，每一个孤立无援的可怜虫都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服服帖帖、战战兢兢。

当然，极权主义的最高境界并非恐怖治国，而是洗脑治国。这是极权统治不同于普通专制的特征。一般专制依靠强力威慑，人民口服心不服；极权国家则控制着宣传和教育机器，真正的极权统治必须让人民心服口服。如果可以用一种思想来武装全体人民的大脑，让每一个人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一个党的领导，无条件忠于最高领袖，那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即便存在异议者，但如果他们只是极少数，可以简单从肉体上消灭之，让剩下的绝大多数羔羊乖乖接受狼群的领导。这种状态在历史上也存在过，譬如1930年代德国选民如痴如醉地欢迎纳粹上台，或“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激动得泪流满面的红卫兵。阿伦特指出，一旦民众沾染上极权主义毒素，他们将患上难以治愈的领袖崇拜妄想症。斯大林、希特勒或毛泽东之所以成功，归根结底在于群众支持。

归根结底，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其能满足极其幼稚单一的社会心理结构。这个世界原本很复杂，并没有一个截然分明的是非善恶观，但对于一个历来没有独立思维习惯的民族而言，评价和处理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是一件很累很烦人的事情。意识形态的功用在于简化是非判断，节省人们对日常事务的评价成本。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设计了极为简单而煽情的截然二分范畴，诸如“人民”和“敌人”、“先进”与“落后”、“善良”与“邪恶”、“领导阶级”和“地富反坏右”，既能满足劳苦大众的嫉妒心和虚荣心，也很贴近他们的日常语言习惯和判断能力，让他们全心全意配合整肃异己、制造恐惧的政治运动。既然“地富反坏右”都是“坏人”，那么理所应当将其打倒并“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而根本用不着給这些“坏人”任何司法正当程序和辩护机会。在另一个极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需要不断“造神”，制造正面的道德楷模供人民顶礼膜拜。极权话语的评价体制是高度单维化的，只有“好人”与“坏人”；“坏人”是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的恶魔，“好人”则是十全十美的道德天使。

这个天使自然就是极权领袖本人，他就是集全部美德于一身的“高大全”。于是，毛泽东既是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也是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在这个国家，不可能有任何人的诗写得比他的更漂亮，也不可能有任何书法家的字写得比他的更俊逸，更不可能有哪个经院哲学家的思想能超越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阿伦特说，在一个完全的极权国家，所有人都变成一个人。他就是每一个方面都堪称完美的完人，是每一个人学习和崇拜的榜样。至于其他榜样，譬如雷锋，也可以有，但他的存在价值并不在于自己，而在于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他是学习楷模的楷模，他被作为榜样制造出来就是为了更好地“造神”，而这个国家真正的楷模只有也只能有一个。

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普遍拥护的鼎盛时期，极权领袖可以发动一拨又一拨的“思想改造”运动，维持意识形态统治，但是这种疯狂状态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一旦这样的魅力型领袖归西，或社会因为政治迫害和经济灾难出现了厌倦情绪，政治运动就不再奏效。毕竟，人不是白痴，反思和质疑会很快浮现出来。反对的声音会遭到惩罚和压制，但每一次强迫沉默都会造成正统权威的流失，实际上有助于异端的扩散。到这个时候，洗脑已经难以为继，逐步蜕变为恐怖治国了。

进入到这个阶段，极权国家会进一步利用专政机器对社会实行微观控制。阿伦特注意到，极权国家的一个普遍特征是警察治国，秘密警察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军队，在极权国家，警察的优势不仅体现在便于镇压国内群众，而且还在于为意识形态统治提供方便。纳粹党卫军其实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支警察力量，其最终目标是使军队和警察融合，并置于党卫军的管辖之下。[13] 1929年，斯大林夺权实际上是利用秘密警察发动的一次政变。夺权之后，即毫不犹豫整肃警察部门干部，消灭其首脑。在眼花缭乱的权力更迭和表面无效率的背后，是作为国家权力核心的秘密警察的超级效率。苏联1930年、德国1935年之后，极权组织清除了公开和秘密的有组织对抗，完全消灭了真正的敌人，但是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就紧接着开始捕捉“客观敌人”，借口要实现某个乌托邦的伟大目标，开始实行真正的极权主义恐怖。“客观敌人”并不是思想反动或历史有污点，而只是立场倾向有问题。极权主义常常采用挑拨煽动的策略“引蛇出洞”，达到消灭潜在竞争对手的目的。

恐怖治国是专制统治的常态，极权主义的贡献是在这个方向上走到极限。如果不能让人民支持真心接受宣传机器所灌输的正统，那么它要让每个人在“看破红尘”之后变成彻底的理性利己主义者——没有道德担当、没有相互信任、没有基本安全感，自然更没有政治和法律上的权利。他们会让刑法覆盖一切人类活动，而且自己操纵法律的解释，让每个人都随时可能成为罪犯，乖乖匍匐在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一把抓在手里的国家机器脚下。在升迁的利诱和贬谪乃至更严厉惩罚的威逼下，绝大多数人都对道德是非麻木不仁。既然接受正统信仰对自己有利无害，不妨口头上接受之。不用多久，多数人即被体制所同化。他们对正统教义没有什么自己的理解，但是会和其他人一样把它内化为标准表述。这套标准表述没有道德意义，但是它有效阻碍了许多人追求有意义的道德信仰。

阿伦特指出，极权体制不仅使国民丧失道德信仰，而且鼓励他们参与有组织犯罪。极权主义虽然理论上向往世界大同，实际上却奉行斗争哲学，国民中至少一部分人会被妖魔化而付出巨大牺牲。为了让民族走上相互迫害、疯狂自残之路，极权主义在高大上的意识形态背后，鼓动群氓暴力犯罪。事实上，灌输“革命理想”的目的正是使犯罪合法化，使罪犯摆脱犯罪的罪恶感。在极权主义设定的宏伟目标面前，任何个人的伤天害理都可以得到原谅，甚至成为组织要求的“规定动作”。1968年，“文革”在如火如荼进行之中，当北师大附中的红卫兵们当众打死校长卞仲芸，他们一定认为自己的暴力行为是“革命”的要求和体现。阿伦特注意到，极权主义统治者通常以吹嘘自己以往的罪行并小心勾勒未来的犯罪计划开始。纳粹相信，他们那个时代“作恶有一种天生的诱惑力量”。[14] 罪恶对于暴民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即便自己成为牺牲品也心甘情愿甚至自觉自愿帮助政权迫害自己。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教唆每个人为了“伟大理想”放弃自我，在这个基础上可以为所欲为，包括有组织犯罪。

3. 内外集权

要实现并维持如此恐怖的极权统治，实际上是极为困难的。即便对于具有极权主义基因的绝对权力国家，也要借助天时地利才能建成现代意义的极权国家。正如麦迪逊指出，自由产生差异，而人的差异是如此之大、自尊心和嫉妒心如此之强，以至既不可能形成“统一思想”，也不可能无条件接受某一个集团的领导和管制。换言之，只要没有经过高压扭曲，社会对于极权统治即存在巨大的自然阻抗。因此，极权国家不可能通过真正的自由民主程序建立起来。即便专制统治代代相传，也不可能扼杀人的全部自由。正统教义再压抑，也无法原原本本地付诸实施。传统的官僚等级制和地方乡绅制过于低效和松散，不具备庞大高效的组织机器，不足以在大众层次上实施铁腕统治。要推行极权主义，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先锋队”，一开始几乎注定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党。这个小党要成功，必须借助国内或国际重大变故，通过暴力革命或选举欺诈夺取政权。成功之后，则必然走向极端的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

首先，在这个极权“先锋队”建立之初，就是围绕一个核心人物——不是一个核心团队，因为任何团队都会发生内部分歧，而分歧削弱整个先锋队的战斗力，至少损害其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外观。1898成立的苏维埃本来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群体，大部分党员是相对宽容的孟什维克，但是其中的布尔什维克抱得很紧，并以列宁一人为核心。列宁1924年去世后，斯大林借用列宁接班人的身份，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但只是在经过长达二三十年的清洗、整肃乃至暗杀之后，才确立了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中国的第一个革命党国民党则尊孙中山一人为“国父”，在党内形成了绝对个人权威。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蒋介石只有依靠北伐胜利的战果和日本入侵的危机才基本稳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中共建党之初，内部也存在本土派与国际派、苏区与白区等不同“山头”，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内部整肃之后，最终确立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15] 只有在个人领袖地位不受挑战的情况下，才可能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政治团队。

这个团队的特征是一开始规模小、思想统一、目标集中，首要目标是武装夺取政权。武装夺权是这支“先锋队”获得成功必经之路，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下，它通过选票执政的机会几乎是零。即便纳粹也并非纯粹靠选票上台，而是间歇性地使用阴谋暴动。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国家出现重大变故而赋予其各种机会，“先锋队”即使通过暴力革命也很难成为执政党。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在俄罗斯得势，是因为沙皇俄国几乎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拖垮。纳粹之所以能够获得相当多数的民心，是因为德国作为战败国不得不接受丧权辱国的巨额赔款，1929年“大萧条”使德国经济雪上加霜。中共之所以能够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是因为八年抗战给予其休养生息的大好时机，国民党军队则遭遇日军重创。极端的国际或国内环境使国民遭遇血与火的残酷洗礼，极权主义这颗贫瘠的种子便在一片恶劣的土壤上生长起来。

极权政党的内部统治模式决定了其夺取政权之后的治国模式。如果信奉极权主义哲学的政党领袖在夺权之前不能确立在党内的绝对权威，那么掌权之后一般也难以推行极权主义治国模式。极权统治建立之后，其统治基础往往是极不稳固的，因而必须经过大规模清洗，才能从肉体上消灭思想异己和剩余的抵抗力量，并对所有人产生强大威慑。当然，也因为统治基础不稳固，极权政党一开始会小心翼翼地划定各种形式的“统一战线”，每一次都将打击对象限定为“一小撮”，并逐步缩小“战线”、扩大打击范围，直到党外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挑战极权政党的统治地位。1950年代，中共发动实施的“工商改造”、“反右”等大小政治经济运动都是依循同一个套路。

与此同时，执政党内也将进一步强化统一和领袖崇拜。在执政之前，党内虽然建立了最高领袖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通常并非不可挑战。尤其是党内元老往往有军功作为资本，执政前也和最高领袖“同甘苦、共患难”，因而领导集团内部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平起平坐。在“皇帝”眼里，重臣的威胁总是远大于领导集团之外的任何人，但是外部威胁的存在极大压抑了无底线的党内斗争，暂时维持了党内和平与集体领导机制。一旦外部威胁消失，极权政党剪除了足以挑战其统治的各种社会力量，党内元老就失去了保护自己的最大屏障，有限的集体领导将蜕变为严厉的个人独裁。斯大林1937年的大清洗、中国1966年开始的“文革”在本质上一样，都是最高领袖为了巩固自己的永久地位、清除党内潜在挑战者而发起的运动，以便建立绝对的个人统治。最后，全国受控于一党，该党受控于一人。只要这个人在世，国家就没有出头之日

1936-38年，斯大林在利用官僚阶层实行对社会的完全控制之后实施“大清洗”，扫除了整个官僚阶级和军事贵族。几乎所有的政府机构、政党、军队、工厂、经济与文化团体都换为新人掌控，将近半数党员或非党管理人员被消灭，总数达800多万人。党内官僚阶级被消灭后，终于和工人阶级同样等级，属于各种强迫劳动力的一部分。事实上，极权领袖会永远保持在党内领导岗位的永远年轻化，目的是消灭德高望重的潜在挑战者。每个人要获得晋升，都必须不择手段清除前任，有意识地成为政府罪行的帮凶，进而使劲为政府辩护。“大清洗”最终以清洗执行清洗的警察头目贝利亚而告结束，宣告斯大林个人极权达到巅峰。

因此，极权国家发生一轮又一轮的“大清洗”看似令人匪夷所思，实际上是极权统治规律的必然。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虽然往往也表面反专制、宣传“大民主”，但严格的一党专政、特务治国、常态化的群众运动和大规模“造神”的结果必然是极端的个人独裁。在一个坚持只有一种“真理”、一个代表真理的政党化身、一个领导一切的“最高领袖”、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的政治文化中，是不可能按照“党内民主”程序来实行“集体领导”的。一党制已经将群众变成一群看戏喝彩的木偶，注定了党内斗争是高度非均衡的权力游戏。即便在一般专制政体，这种精英内部斗争也极易出现政变、迫害、暗杀等无底线暴力竞争。在极权国家，即便“最高领袖”已经失去了党内高层的多数支持，仍然可以发动群众运动清除异己、反败为胜。“文革”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大跃进”造成大饥荒的人道主义灾难之后，毛泽东的威信在党内降到最低点，为此不得不让出国家主席的实权，但是他仍然能发动群众“砸烂”国家机关，置刘少奇等政治对手于死地。极权政党依靠高度的领袖崇拜文化获得战斗力并夺取政权，上台后必然会按照同样的极权主义模式来统治国家。排除社会制约的极权制度和文化同样也排除了党内的权力制衡，为极权领袖的个人独裁创造了天然条件。

总之，极权体制必须在“一个领袖”的绝对统治之下，因为即便是严格的一党专制，如果在党内实行某种程度的“集体领导”，不同领导人之间也必然会在某些政策与“路线”问题上产生分歧，进而使党国对社会的全方位管制变得不可能。不同社会势力必然会在不同领导人之间拉帮结派，形成政治同盟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此，则社会已经脱离“权力零阻抗”状态。当然，排除党外竞争为党内的个人独裁提供了极大便利。无论在中国还是前苏联，我们都看到最高领袖需要利用“路线斗争”、反官僚特权、反腐败等借口不断整肃党内异己，维持自己不可挑战的最高地位。一旦“一个领袖”的绝对地位变得难以维持，极权政体即行将崩溃。

四、极权主义的退潮与回潮

既然极权主义是违背人性的歇斯底里，其巅峰状态必然只能是昙花一现。癫疯过后，极权体制即从威权的3.0版向1.0版蜕变。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极权国家可能因为输出战争而被外力击溃，譬如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法西斯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并在自由民主的战胜国主导下进行政治改革。另一些国家的转型则要在外力推动下，等待国内人民的觉醒。和前者相比，这些国家的转型更为缓慢，也更为痛苦，且变数更多。即便前苏联与东欧转型二十多年之后，这个阵营的宪政民主建构依然参差不齐。虽然转型成就可圈可点，并不能完全排除俄罗斯等国走回头路的可能性。

1. 极权主义的蜕变

如上所述，极权主义的胜利本质上是暴力夺权而非意识形态的胜利。和自由民主不同，极权统治的关键要素不是通过和平的说服让民众接受自己的治国理念，而在于用暴力征服对手并将统治强加于没有选择的国民头上。然而，意识形态对于极权政党夺取政权和维持统治都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这也是区别极权与一般专制的标准。一般的专制限于政治层面，专制者剥夺了人民的选举和各项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但是一般并不具备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为自己的威权统治提供正当性。极权统治则是建立在一套高大上的“宇宙真理”学说基础上，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所承诺的伟大目标是凝聚国家的力量，也是极权统治合法性的来源。

然而，极权统治的崩溃瓦解也正起源于意识形态神话的破产。这些宏大高远、遥不可及的目标因为不可能实现，只能成为欺世盗名的笑话、道德良知的毒药，因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必然设定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极权政党，而这个政党的官员却因为权力不受监督和制衡而比任何人都腐败。每一个贪官在下台前都在正襟危坐地重复这些笑话，每一次下台都是对社会良知的又一次毒害。最后，每一个人都心照不宣说一套、做一套；揭发别人时理直气壮、振振有词，自己却从来不面对良心的拷问。更严重的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一个不足挂齿的伪君子、纯粹自私的真小人，但个个嘴上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至此，作为信仰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已彻底破产。事实上，由于极权统治建立了一个极为扎眼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且这个集权自掌权开始就飞扬跋扈、享尽特权，现实和理念之间很快会出现明显断裂，意识形态危机也就接踵而至。早在1957年，中共建制短短八年时间，毛泽东为了打击党内政敌鼓励知识分子批判“官僚腐败”，结果迅速引爆了潮水般的“恶毒攻击”，“大鸣大放”也就草草收场，蜕变为“引蛇出洞”和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

即便不追问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意识形态破灭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归属。在教条主义本质上，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教义一脉相传，但马克思主义对于极权体制的独特贡献是将社会去道德化。虽然马克思本人带有强烈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是以“科学”面目出现的，其主体是政治经济学分析而非道德伦理——在一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框架下，马克思也不屑纠缠于肤浅无聊的道德口号。至于“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高大全的宏伟理想，只是共产党自我设定的宣传纲领，而非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推演出来的逻辑结论。究其本质，马克思主义是去道德化的宏观社会学说，因而对于个人的本体存在及其行为方式无从置喙，至多只能从“历史发展规律”、“人类终极关怀”等大而无当的概念中拾些牙惠，不仅没有理论根基，而且因为过于高远而不可能真正内化为个人行为规范。

当然，马克思主义也许可以和某个版本的人道主义协调起来。毕竟，马克思个人的出发点可能是为了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所生成的弱势群体争取尊严、平等和体面待遇。但是他的经济至上立场使之假设了一个完全空洞的人性，人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即一无所有，以至“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得到整个世界”。这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无底线暴力革命的伦理基础：只要我认为你欠了我的钱，我就可以要你的命。一旦人对生命没有基本敬畏，人和人之间没有起码的尊重，无产者为了夺回自己的财产可以革“剥削阶级”的命，甚至“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那么这样的政权自然也不会尊重任何人的生命和尊严，而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以革命口号为幌子无所不为的无底线社会。

对于一个道德被权力通吃的无底线社会，最有效的统治方式就是警察恐怖。当然，极权统治靠革命起家，而革命本身就是最大的恐怖。在执政后的“继续革命”时期，恐怖统治犹如“高压电”，恐怖到了不可触碰的地步，但是这种状态和普遍高涨的革命理想共存。理想退潮之后，恐怖统治方式被常规化了，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性化。“高压电”逐步减压为“低压电”，触碰权力底线的代价越来越小，人民对国家和领袖的恐惧程度越来越低。虽然大多数人仍然不敢挺身而出，甚至不愿面对现实并反思极权统治的正当性，他们也不会真的把革命理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纯粹极权必然是短命的疯狂，停歇之后即进入更为理性的“准极权”或“后极权”(post-totalitarian)状态；这种状态之所以维持得更为长久，更多是因为政权能够进行相对高效的恐怖管理，有效利用国家机器垄断的暴力来惩罚与威慑各种不安定因素。至此，极权国家已经从理想统治蜕变到恐怖统治。

对于理想退潮的极权国家，极权主义的遗产与其说是正面洗脑，不如说是培养人民说谎的习惯，极权国家的人民就是在谎言和说谎中长大的。尽管人们早已不信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却又被强迫灌输这些东西并公开承认其真实性与合法性。除了培养缺乏担当的懦弱个性之外，这种公开表白和心灵震荡还会夸大极权统治的力量并加剧个人对权力的内心恐惧。它会对每个人造成一种幻觉，那就是除了自己之外，似乎所有人都是拥护体制的，以至直到极权崩塌的前夜，不论如何内忧外患、危如累卵，极权统治依然表面上固若金汤、岿然不动。一旦倒塌，由于极权统治生前不允许任何独立的社会治理组织，甚至不允许探讨不同治理模式的言论，整个社会立即陷入一片权力真空和无序，强烈呼唤另一个全能政权取而代之。

2. 为什么极权统治会一烂到底

虽然纯粹的极权注定是短命的，但一旦陷入极权模式，这个不幸的国家就很难走出极权主义设定的魔咒。事实上，即便一般意义的威权专制也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往往在天怒人怨下被暴力革命推翻，甚或走上灾难更为深重的极权之路。和平改良并非不可能，但是总归需要出个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之类看似偶然的小概率“奇迹”。多数时候，专制统治者是平庸、短视而“致命自负”的。既然自己没有改良的诚意，最后只有等待革命的暴风雨把他们清洗掉。暴力革命何时发生，取决于政权和其反对力量的对比。专制越深重，专制力量越强大，民间抵抗力量越微弱，专制统治的延续就越长，社会危机越深重。只有当民不聊生、忍无可忍，政权脆弱到崩溃边缘，才有可能发生政权更迭。

和专制政体相比，民主国家的治理模式是不断渐进改良而非暴力革命。真正的民主政体不会发生暴力革命，一个发生革命的民主政体表明体制内部已经出现了大麻烦。在任何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都会不断产生，但是只有民主国家才能不断及时化解这些矛盾，而不至于让社会矛盾积压到总爆发的火山口。民主的真谛就是通过自由言论和舆论形成理性的公共意见，再通过多数人表决程序制定切实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并通过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和独立司法机构监督法律的实施。整个过程都是和平理性的。这是为什么托克维尔说民主有恶习，但不会容忍罪恶；只有零星的犯罪，没有大规模暴动；派系争斗激烈，却没有阴谋团伙。[16] 在一个言论自由国家，社会矛盾是透明的。只要有不平，就会有抱怨；转瞬之间，社会矛盾就转化为社会议题。即便特定的社会不公只是针对少数人乃至个别人，他也可以依赖多数人的同情而得到救济。因此，民主就是一个不断渐进改良的政治过程，民主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改良社会。如果矛盾积压到火山爆发的程度，以至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不得不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去结束其他人的生命，这只能说明民主机体已经受到致命破坏。

在专制政体，由于权力高度失衡，统治者自私任性，因而公权滥用必然俯拾皆是，但是社会却没有约束公权的力量。极权统治者更是容易被“超英赶美”、“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等宏大理想冲昏头脑，在轰轰烈烈的各种“大跃进”中酿成毁灭性灾难。同时，社会更没有抵御公共灾难的能力。准确地说，极权国家没有社会，只有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和一个高高在上的领袖。在无信仰、无组织、无信任、无保护的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囚徒困境”中的“囚徒”，面对巨大的极权机器充满着无力和无奈感。即便偶尔自己想做点什么，也因为长期沉溺于麻木不仁，而不能集结起足够的道德勇气，或因为集体沉沦如此而陷于绝望。换言之，在一个建立在经济至上世界观的国家，每个人都被调教成彻头彻尾的经济动物。这样的人群是极权统治的必要条件，因为他们必须懂得并遵循“顺体制者昌、逆体制者亡”的实用主义规训。

因此，虽然极权政体已经千疮百孔，但仍然无人敢站出来挑战体制本身的合法性。更准确地说，敢于和体制决裂的人太少，因而很容易被“定点清除”，至少很快被边缘化。多数国民或因浑浑噩噩，看不到或不敢面对极权体制的罪恶，或被体制所收买，在明知体制作恶的情况下顺应乃至协助体制作恶，直到底层人民的生存空间被压榨殆尽，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真正成为“失去的是锁链，赢得的是整个世界”的无产革命者。然而，极权统治是威权专制的加深版和加强版，极权政府享有深厚的社会资源和群众基础；只有当庞大的极权资源被消耗殆尽，才有可能改朝换代，而到了这个时候，不只是极权体制的政治资源，社会道德和自然资源都会遭到极大的破坏。如果说一般威权专制的倒塌只是“国破山河在”，那么极权体制有可能造成“国在山河破”的困境，直到社会机体乃至自然环境都彻底腐烂才算“触底”，但是这样的社会在制度、道德、物质等全盘危机的“四面楚歌”下将失去恢复反弹的能力。[17] 到那个时候，即便极权体制骤然坍塌，深受极权荼毒的社会也已回天无力，陷于万劫不复之境。

3. 极权统治如何退场

当然，以上只是不无可能的最糟糕的一种可能性。阿伦特认为，极权专政的一大特点是完全没有成功或未遂的宫廷政变，因为极权国家并不是由一个帮派或团伙统治的。原子化个人形成的孤立状态不仅为极权统治提供了群众基础，而且也为极权领袖的个人统治提供了政治基础，因为原子化状态一直延伸到整个国家的最高层。最高领袖不允许党内存在任何“团团伙伙”，随时可以撤换最高层及最亲近的亲信。由于缺少一个统治集团，极权统治的继位尤其困难，希特勒曾无数次指定又否定自己的继承人，斯大林时代的继位也是险象丛生，毛泽东更是连杀了两位自己指定的继承人。然而，这只是第一代领导人统治下的极权巅峰状态。极权领袖死后，极权政治即向威权政治转变，使得政治改革成为可能乃至可行的选项。

如果幸运的话，极权国家并非注定死路一条。除了纳粹法西斯统治为自由民主外部力量击破的可能路径之外，从苏东剧变可以看出，极权政体不仅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实现国内转型，而且转型有可能不期而至，在短短几年间迅速完成。首先可以肯定，极权是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的。任何国家都肯定会走出来，问题只是时间长短、代价多少。我们已经看到，极权统治本身极难建立，建立之后也极难维持。准确地说，除了北朝鲜等个别孤立的例外，我们今天所谓的“极权国家”之多只能算“准极权”或“后极权”国家，因为它们并不严格符合极权的全部要件。即便在最压抑的年代，苏联或中国也不是没有公开抗争者，“伟大领袖”的地位从来不是稳若泰山。如果没有外力干扰，北朝鲜、柬埔寨这样的小国有可能建立长期极权统治，独裁者个人得以维持一支绝对忠诚的秘密警察队伍，有效监控官僚阶层乃至整个国家。国家越大，中央专制所能调用的资源越多，超越专制越困难，但维持极权的难度也越大，因为无论体制内外，利益都更为多元，很难长期容忍“一个领袖”的局面。随着乌托邦试验的失败，社会厌倦和不满日益增加，党内压力也越来越大，极端的个人独裁随着开国元首的驾崩即寿终正寝。随之而来的开放会松动极权体制维持不下去的若干因素，逐步向一般威权体制过渡。

首先，意识形态遭遇重大危机，官方早已不能解释理念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尤其是执政前承诺的民主和执政后的极端集权现实简直水火不容。其次，在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极权国家，由于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开明的统治者会有限放松经济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这意味着国门必须对外开放，大量的新理论、新学说、新思潮会随着新技术、资金和管理模式一起进来，正统意识形态将遭遇彻底边缘化，而沦落为极少数人的饭碗。最后，为了推动市场经济改革，执政党会主动拥抱法治，尽管实质性限制执政者的权力在这样的国家并不现实。虽然执政者绝不会轻易改革其所寄生的政治体制，也不会在意识形态上改弦更张，但是改革犹如潘多拉魔盒，开放之口一旦打开就无法重新合上。社会利益和观念越来越多元化，经济上独立自主的个体越来越多；正统意识形态形同虚设，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谎言和笑柄；党内意见也出现分歧，虽然“党外无党”，但是党内有派，任何最高领导人都要顾及派系平衡，而不能自行其是。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纯粹极权下的个人独裁已不可能。原先的极权体制正在向一般意义的威权蜕变，尽管不可能从深重的威权3.0版直接蜕变到1.0版。

虽然极权高潮过去，极权体制的“三大法宝”还在：一党专政、宣传洗脑、恐怖治国。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合理化的政策改善执政业绩，维持一党专政，在效果上从极权统治转变为威权统治。原先的领袖个人独裁会走向某种程度的集体领导。虽然任何一个时候都会有一个“老大”，但“老大”并非法力无边，平时需要和其他元老达成协议才能决定重大政策。宣传洗脑会继续进行，但是其有效性每况愈下。恐怖治国是须臾不可离的，但是统治精英们为了自己免受政治运动的冲击和个人权威的荼毒，也会把“依法治国”挂在嘴上，只是大小执政者“好了伤疤忘了疼”，在位时自信爆棚，权力不用过期作废，不断为了既得利益干预司法，致使法治有名无实。取决于执政者眼里的政权危机程度、镇压反对声音的迫切性以及对自身使命的历史定位，特定执政者或许会宽松一点，允许社会存在一点的自由活动空间，而未必将三大“法宝”运行到极致。这就是所谓的“后极权”主义：整套极权体制依然存在，只是运行起来有心无力；良知尚存的统治者甚至连玩弄极权的心思也没有，碌碌无为的统治者则像“和尚撞钟”、得过且过，无奈玩弄着“击鼓传花”的游戏，希望政权不会垮在自己任内。

在这种趋势下，政权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弱，社会自由度越来越大。宣传洗脑发挥的作用与其说是正面教育任何人接受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不如说是用一套信众越来越少的虚伪教义去填塞人民的信仰空间，阻止他们接受更为真实的信仰。人民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越来越不关心国家、政治和道德说教。无论体制内外，犬儒主义十分普遍。官员热衷于利用体制剩余的权力资源寻租，人民则热衷于利用市场化带来的各种机会挣钱。道德与政治伦理不断滑坡，社会表面上濒临失序状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对抗国家的“阻抗”正在增长，极权国家的“权力零阻抗”状态已经一去不复返。或者用磁场做比喻，极权体制的巨大磁力使得“磁场”内的每一个“磁体”都发生“极化”(polarization)，各自都以大磁场方向决定自己的个体取向。极权磁场衰微后，“磁体”发生无序“布朗运动”，个体磁性趋向于随机分布，或因磁性减弱而向中性“绝缘体”发展。这种后极权状态基本上是威权统治的1.0版，政权主要靠一党专政和恐怖治国维持。[18]

4. 新极权何以可能

当然，如果遇到一心走回头路的执政者，硬要将极权“法宝”用起来，那么无论党内还是党外都未必有足够的力量阻止极权回潮。在这种情况下，“后极权”即让位于“新极权”(neo-totalitarianism)。极权国家机器的发条又将绷紧起来，国家和社会将面临巨大的紧张和对抗。一党专政和恐怖治国依然故我，宣传洗脑、统一思想原先也是“规定动作”，但是现在显著加强了“磁场”力度，要让一个个“磁体”重新回归“极化”状态。只是社会思维已经根本改变，要把已经打开的思想多元这个潘多拉魔盒再关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魔鬼”已经出笼并且大量繁殖。要重启洗脑灌输，把放出来的“魔鬼”再放回魔盒，相当于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减少运动，已经不可能了。然而，新极权主义者仍然会开足宣传机器和国家机器的马力，一方面压制多元思想和信息，建造各种虚拟空间的“防火墙”，并限制人民的表达和结社自由；[19]一方面大量雇用“五毛”写手发帖“灌水”、扰乱正常舆论，让人误以为刻板乏味的正统教义还有众多社会支持，而在洗脑教育环境下长大的国民确有相当比例仍然执迷不悟，甘当维护极权体制的马前卒（“自干五”）。极权国家的“发电机”效能已经大打折扣，但是经过长期充电洗脑之后蓄势待发的一个个“蓄电池”却开始发挥作用，维持着极权体制的寿命。

用一个未必恰当的比喻，威权政体下的国民像生活在动物庄园的动物，大都简单趋利避害。极权政体下的群众则更像是被集中喂养的“北京鸭”，从小是在“填鸭”式洗脑教育中长大的。当极权的牢笼松动之后，这些被喂养的鸡鸭们走出来，首先需要恢复动物的正常本性。这当然不是什么难事。即便是极权高压统治也只能暂时压抑而非消灭人的动物本性，稍一松动就会以报复性反弹的方式爆发出来。只是极权体制余威犹存，国家仍然掌控着军队、警察、宣传机器、国企、财政供养的各种事业机关等巨大资源，足以诱惑与胁迫相当一部分国民继续甘愿充当极权体制的奴隶，至少让他们在极权压迫下保持沉默。换言之，虽然饲养“北京鸭”的囚笼已经打开，“北京鸭”们实际上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由，但囚笼仍然具有相当的诱惑力或威慑力。那些对于在体制外独立谋生不自信的“北京鸭”仍然要靠体制喂养，加上经过长期喂养之后真的把囚笼当作自己家园的少数特种“北京鸭”，囚笼仍然得到相当牢固的支持。然而，也不要高估囚笼的力量，因为“北京鸭”的饲养员显然不是慈善家；之所以养着他们，当然是为了宰了他们。当“北京鸭”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伤害，他们很快会恢复动物本能，任何洗脑终将失效。

总之，和一般威权体制相比，极权体制的转型是一场更加充满变数的政治较量。极权统治是一个权力一源体制，所有权力最终来源于最高领袖一个人；自由民主则是一个权力多源体制，国家权力的源泉最终来自于每一个国民。从极权走向宪政，走的是一条对角线的转型之路，而在这个艰难过程启动之前，不论国家对思想言论的控制发生了何种程度的松动、市场经济如何发达、社会利益如何多元，都不能排除走回头路的可能性。经过长期的极权统治，国民的道德、勇气、担当、尊严和耻感都受到毁灭性杀伐，抵制极权的社会力量本来就严重不足。体制内，各级官员早已习惯了瞒上欺下、唯唯诺诺之风；体制外，独立自发的健康力量在体制的排斥压制下，从零开始艰难生长，自身内部山头林立、一盘散沙，而绝大多数国民远离体制、不问政治。在这种情况下，一位政治强人完全可以重祭极权主义“法宝”，把逐步废弛的极权机器重新有效运转起来，而体制内外都没有足够的力量阻止新一轮极权运动。

尽管如此，新极权几乎注定昙花一现、收效甚微。根源在于，极权体制是反人性的。纵观迄今发生的极权体制，无一不是建立在极端恶劣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国民对极权危害一无所知的基础上。极权体制的维持必须依托强大的意识形态洗脑和国家机器威慑、不堪重负的高压维稳、马不停蹄的政治运动和高层清洗，稍有不慎即面临执政基础全面瓦解的危险。即便新极权运行到极致，一切都按照如意算盘进行，也只能维持现状而已。要重新极化已经去极化的“磁体”，几乎是不可能的。再说，什么是新极权“磁场”的动力呢？但凡极权国家都有一段极其惨痛的经历，这段经历是极权体制极力掩饰的“负资产”，只有谎言才能把巨大的极权负资产粉饰为“正能量”。在真相面前，谎言永远是虚弱的，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如此。真理之于谎言，犹如光之于黑暗，开一道缝即足以将其击得粉碎。因此，虽然极权“磁场”已经开足马力，但是有效力度却十分有限。对于在价值多元化环境下长大的成人来说，洗脑早已基本失效；对于亲身经历极权之苦或愿意面对真相的人来说，重新洗脑只能产生逆反和反弹。这些人的信仰和思维已经不可改变，他们的存在就是新极权的致命障碍；要让他们消失，只有从肉体消灭他们，如同当年对待遇罗克和林昭那样，但这在新极权所处的时代早已不是一个现实的选项。

即便在体制内，新极权要回到旧极权“一个领袖”的年代，同样难上加难。虽然恐怖治国不仅被用来整治民间力量，而且也可以被“老大”用来整治党内政治力量，但是这种权力的运用不仅要求“老大”掌握人事、党纪、警察、司法等方面的实权，而且也要求他具备显著的功绩以及在此基础上积累起来的威望。如果没有后者，上下级之间纯粹是一种双方心知肚明的利益交换，那么除非“老大”掌握巨量资源作为诱惑或秘密警察的绝对忠诚作为威慑，利益关系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下级的表面恭顺远不是无条件的，条件是上级能够满足其对职位和利益的期望。一旦这个条件得不到满足，下级不是消极怠工，就是公开退出乃至叛逆。当体制搜刮来的资源可供体制内部分配的时候，体制会一致对外、集体分赃，但是如果分赃明显不均或资源不够分配，那么体制内部即出现了裂痕。当然，“反腐”可以一举两得，既腾出一定的职位供重新分配，又能换取新任命人员的忠诚并对整个官僚体系产生威慑。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曾经用这一手段，稳固自己在党内说一不二的地位，但是很难说这种手段今天仍然能屡试不爽。事实上，没有功绩和威望作为底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这里需要一个政治行为的心理学分析：如果各级执政者明知统治并没有道德合法性，因而统治最终是依靠国家暴力及其制造的恐惧维持着，恐怖治国作为纯粹的自利策略能否持续下去？如果可能，它需要什么样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究竟能持续多久？不论在我们看起来是否正当，政治合法性被公认为可持续统治的社会心理基础。如果合法性资源变得非常稀薄，单靠威逼利诱的统治能走多远？当然，经过极权浩劫之后，体制内外的道德资源也十分稀薄，多数人并未摆脱“北京鸭”状态，缺乏公开反抗的道德动力和勇气，仍然适合集体奴役的极权统治。但毕竟，人不只是“北京鸭”。不可否认，任何人都是有个性的，不论我们是否认同他们的行为方式。虽然体制内的不满者不敢公开反叛，但阳奉阴违、消极怠工甚至故意“挖坑”却是他们的“长项”。不用多久，“老大”为了获得统治层的支持，而不得不放下至高无上的姿态，和其它派系妥协与结盟，形成相对真实的“集体领导”。到了这一步，新极权基本上回到威权1.0版的原形。

在终极意义上，打破极权统治的动力还在于深受极权之苦的个人恢复正常人性，听从人性内在的道德呼唤，做一个有良知、有尊严、有担当的公民。当极权统治开始松动之后，争取自由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小，勇敢直立的公民越来越多。随着极权主义神话被不断解构，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真相和极权体制的反人性，并把宪政民主作为共识与常识，镇压不同思想与言论的合法性则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当体制外的力量成长到一定规模，体制内的开明派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迟早会和体制外结盟。所谓的“开明派”并不是为国为民、大公无私的“活雷锋”，而是明智地认识到宪政民主不仅是国家根本利益所在，对于自己也是相对安全可靠的出路。到了这个阶段，宪政转型即将进入起飞阶段。

五、宪政转型的动力与阻力

极权主义从威权3.0版蜕变到1.0版，而要从普通的威权体制向宪政民主转变，只是增加个人“阻抗”是远不够的。“权力零阻抗”的纯粹极权体制固然风光不再，个人对于公权侵犯具备一定的反抗能力，但分散孤立的个体毕竟是弱小的，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微不足道。虽然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基本失效，但是传统威权的一党专制与恐怖治国手段依旧，极大制约了社会自主与自治。如果没有导致内乱外困的突发事件，威权统治者自身也不犯重大错误，对民间力量分化瓦解，有效抑制了反对力量的生长，并顽固拒绝政治改革，那么这种“开明专制”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威权统治之所以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稳固，是因为一方面，和纯粹的极权统治不同，一般意义的威权不仅不那么反人性，还有效利用了人性共同的弱点；另一方面，从极权到威权的退化过程只需要人性的自然释放，而不需要太多积极行动。只要国民不再相信极权制造的谎言，不再崇拜极权领袖的偶像，不再主动参与极权国家组织的各种政治运动，极权体制即已基本退化到威权1.0版。然而，要进一步增强个体对公权侵犯的“阻抗”，甚至组织起来公开显示自己的政治力量，用选票表达自己的集体政治意愿，则需要相当的勇气才能克服威权制造的恐惧感。在政治层面上，威权体制的微观社会管理和恐惧制造机制依然存在。能否克服这种恐惧，取决于公民力量和威权力量的对比。如果威权统治者铁了心要血腥镇压任何抗议，而且确实有效控制了军队和警察，那么期待公民流血抗争是不现实的。

要脱离威权统治，国民需要积极争取并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而公民行动也需要得到体制内的默许和容忍。这是为什么对于宪政转型来说，体制内的政治生态至关重要。从前苏联和东欧转型过程来看，和平转型需要体制内占主导的改革力量。开明改革力量能够宽容对待社会的政治改革诉求，并能有效控制军队，使之在官民对峙过程中保持中立。以下简要比较中俄两国的转型历程，进而分析中国宪政转型的难点。

1. 俄罗斯转型如何可能

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之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988年6月，在苏共中央第19次代表会议上，他首次提出“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实质内容是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制度”，实现社会公正。随后他进一步提出：“党的地位不应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争取执政地位。1989年春天，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第一次实行了人大代表的部分差额直接选举，由电视和无线电现场直播，并出现了助选的刊物、集会和电视辩论等新事物。通过民主选举，20%的非党人士获得了胜利，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和在党内受排挤的叶利钦和都成功当选；一些苏共领导人则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因未能获得50%以上的选票而落选。由此可见，早在1980年代后期，苏共进行的政治改革就遥遥领先于中国大陆，而初期的政治改革为后来政改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基础。

体制内改革的另一面，是体制外公民社会的成熟。二者是同一块钱币的两面：政府温和，必然伴随着公民社会的自由发展；公民社会发达，则政府不可能不民主化。反之，政府高压，则公民社会很难有发育空间；公民社会羸弱，政府就有从威权走向极权的可能。在所有极权国家，公民社会都很弱小。要告别极权统治，首先需要发展壮大公民力量。

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宣布改革新思维，表明政治反对派受到一定程度的容忍，公民社会迅速成长。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到1991年，公民社会数量占31%。1992年之后，增加到总数的57%，其中80%的妇女组织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建立的。公民社会大都建立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极权垮台之后才在边缘地区发展起来。转型时期公民社会的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85-89年，大城市出现了独立政治团体及其示威集体行动。二是从苏维埃人民大会的第一次选举到1990年1月的全国和地方苏维埃的选举，游行示威活动达到高潮。三是从1990年3月开始，删除了苏维埃宪法第6条对苏共地位的垄断，到1991年3月对俄罗斯统一的公决和6月的总统大选，公民社会获得制度化，街头抗议显著减少。[20]

纵观苏联政改的成功，有戈尔巴乔夫这样年轻有为的领导人主政固然是关键原因。和中国政治相比，苏联政治似乎很少遭遇“太上皇”的“垂帘听政”。在位的领导人享有实权，可以直截了当实施自己的措施，较少受到党内元老的牵制干预。另外，苏联的政治改革先于经济改革，苏共中层和基层干部还没有尝到权钱交易的甜头。他们显然不愿意放弃特权，但是还没有充分看到垄断权力所可能带来的巨大既得利益，因而不会不惜一切阻碍政治改革。总的来说，苏共和中共一样都处于相对“蒙昧”的八十年代，区别在于苏共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的领导下进入了政改的良性循环，中共则在党内元老扼杀政改之后全面趋于保守。

2. “文革”之后的中国走向

回到中国，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中共党内基本确立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1949年执政后，这种模式被复制到全国。短短几年之间，“一种信仰、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权力零阻抗”状态已然形成并确立。以1954年宪法为标志，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然，在表面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国家，这种权威永远不是绝对不可挑战的。即便没有来自外部的实质性挑战，领袖个人也会不断感到合法性危机，需要不断制造政绩来维护自己的合法统治神话。因此，就有了1958年的“大跃进”及其灾难性后果——“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使得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受到公然挑战，而这是他绝不能接受的。不论刘少奇等人是否有取而代之的野心，毛泽东都有从未有过的危机感。1966年发动的“文革”固然可能有多种动因，但归根结底，“文革”的实质是毛泽东利用群众如痴如狂的领袖崇拜摧毁党内的政治对手。换言之，“文革”并非极权主义的巅峰；恰好相反，它是极权体制的内部危机。“文革”之所以发生，就是毛泽东要利用尚且完好的极权主义社会资源来修复受到威胁的党内极权秩序。

1976年毛泽东死后，“文革”终结，极权体制发生松动，很快进入“后极权”阶段，之后的过程众所周知，无需赘述。总的来说，中国改革的前期进程比前苏联迅猛得多，以至刚进行了十余年，就发生了官民之间的激烈对抗。虽然毛泽东已不在人世，但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第一代“革命元老”均还健在，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1978年之后的改革就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开始的。到1989年，虽然元老们已退居二线，进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是其实际政治影响力还在。在这个时候，党内改革派就不得不和保守派摊牌，显然过于仓促，老人们几乎毫无悬念地扼杀了政治改革的社会诉求，并通过党内集权巩固其控制能力。一代人过去，党内迄今没有再现政治改革的迹象。相反，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启经济改革之后，官员寻租成为中共“党内契约”，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政治改革的致命障碍。此后，政治改革丧失了道德资源。虽然意识形态依然甚嚣尘上，但早已沦落为自欺欺人的幌子，中国官场已经彻底犬儒化。在官员眼里，利益就是一切，而维持执政就是最大的利益。

相比之下，苏共启动政治改革，已是执政近七十年之后，过了两三代人的时间，极权体制进入垂暮之年。毕竟，“十月革命”胜利比中国早了30多年，第一代领导人斯大林1954年就去“见马克思”了，其后发生过多起拨乱反正。从1954到1984，虽然苏联国内政治自由受到严酷压制，体制内的权力倾轧一如既往，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但是这也意味着极权主义政治资源在这三十年中被消耗殆尽。也正因为经济改革缺位，既得利益群体相对弱小；虽然领导干部享受一定的特权，但是得到好处的党员干部毕竟不多，改革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太多可失去的利益。相反，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绝大多数基层党员比较“纯朴”廉洁，改革话语享有一定的道德优势。到1985年，当苏联侥幸遇到一位“明君”的时候，[21] 政治改革就在没有太大阻力的情况下顺理成章进行下去。由此可见，苏联转型之所以成功，而中国转型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还在于苏联改革的体制内阻力更小。假如胡耀邦或赵紫阳在2009年或哪怕是邓小平、陈云等老人相继去世后的1999年上台，体制内开明与保守力量的对比无疑会大不一样。

从1989至今，中国政治基本上胶着于“后极权”模式，处于威权1.0与3.0版之间的某一个地带，不妨称之为“威权2.0版”。一方面，经济改革不仅极大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而且由此带来经济、人身、思想、表达等各个方面的自由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民可以说有了事实上的言论自由；尽管言论自由并未获得宪法上的制度保障，其事实存在表明个体抗拒国家侵权的“阻抗”已经大大增加。以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为标志，网络言论已进入公共领域，并在某些情况下强大到足以推动整个国家的制度改革。[22] 最近发生的“雷阳事件”、湖北与江苏等地的高考家长抗议“减招”等中产阶级维权行动，可以算是“孙志刚模式”的最新注脚。另一方面，人民仍然无法改变国家，无权决定影响其日常生活的法律、政策和资源流向，也无法保护其生存权和财产权不受庞大既得利益权贵集团的侵犯。事实上，后极权国家本身通过经济增长极大巩固了执政合法性，因而有能力投入更多资源维持极权秩序。从互联网“防火墙”到网络监控员和“水军”“五毛”，从“朝阳区群众”到不断升级的各地维稳力量，国家微观社会控制力量空前强大。

事实上，后极权国家本身通过经济增长极大巩固了执政合法性，因而有能力投入更多资源维持极权秩序。从互联网“防火墙”到网络监控员和“水军”“五毛”，从“朝阳区群众”到不断升级的各地维稳力量，国家微观社会控制力量空前强大。在这个意义上，“后极权”与“新极权”往往只是程度之别，二者其实都在不断维持、修复、强化既有的极权体制。近几年，中国在党政集权、纪检反腐、舆论管控等方面被认为呈现新极权趋向。虽然这些措施不可能使中国回到毛时代，但是公民社会的力量受到进一步分化与削弱，政治转型依然欠缺足够的动力与压力。如果没有重大突发事件或持续的系统性因素改变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中国将继续游离于威权2.0版附近。

极权主义是一个超级利维坦。建造这个“巨无霸”很难，而一旦建成并让它跑起来，即带有巨大的惯性，也很难让它停下来。或许，时间是惟一有效的减速器。等它慢慢疲劳了，原始部件一个个坏掉，才有可能出现转机。当然，如果它差一点栽个跟头，也不排除其自我反思、自我修复的可能性。等到它修复、更新乃至强化了身上的某些部件，并继续运转下去，还能延长极权的寿命。极权转型本来就难，中国转型更难，因为它不仅有两千多年绝对主义皇权传统，而且规模庞大，可供政权调配和利用的资源很多。和北朝鲜之类的小国相比，大国维持极权要困难得多，因为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打破“权力零阻抗”状态，维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成本和挑战要比小国大得多。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北朝鲜仍然维持着极权统治，而中国自1978年之后就在某些地方突破带动下走向全国范围的改革开放。然而，一旦进入威权2.0体制，大国无论在国内维稳还是国际抗压能力方面都具有显著优势。在后极权状态下，威权力量是天然组织化和中央化的，维权力量则必然是分散、零星、个体性的，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因此，中国转型不仅是一个世纪命题，而且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文化、规模、体制惯性都决定了中国是转型难度最大的国家，转型失败本不足为奇。但是从本文的分析看，中国转型显然并非不可能成功。从历史上看，中国极权体制的形成，绝对主义传统固然难辞其咎，但两次大战之间世界法西斯化和日本入侵等国际因素亦不可忽视。今天，国际形势已经发生根本逆转，自由民主早已成为主流国际共识，并和经济繁荣与国家强盛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系。虽然自由民主理念的渗透尚不足以改变体制本身，中国的规模、体量和相对成功的经济发展也使之有能力将自身隔离于外部压力，但是中国的国内改革至少得以在一个和平友善的外部环境中发生。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已经从登峰造极的威权3.0版走到2.0版甚至更远。今后的路虽然也很难走，但是假以天时地利，加上我们这一代人争气，没有理由走不出极权的魔咒。归根结底，战胜极权的钥匙在我们自己手中，极权体制能否存续最终取决于公民力量是否足够强大。对于我们来说，中国转型既是一个艰难的政治使命，也是对自己勇气、智慧和人性潜力的真实考验，更是我们将这三十多年来积累的知识和资源经世致用、建功立业的难得机会。

参考文献

• [1] 参见A. James Gregor, Totalitarianism and Political Religion: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2] J.L.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New York: Praeger (1960), pp. 1-3.
• [3] Conquest, Robert. Reflections on a Ravaged Century. W.W. Norton & Co. (1999), p. 74.
• [4] “Everything within the state, nothing outside the state, nothing against the state”，参见Stanley G. Payne, Fascism: Comparison and Defini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0), p. 73.
• [5] 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22.
• [6] Carl Friedrich and Z.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2nd Ed.), Praeger (1967).
• [7] 参见Andrey N. Medushevsky, Russian Constitutionalism: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06), pp. 61-139.
• [8] Ibid., pp. 61-63.
• [9] Ibid., pp. 72-73.
• [10] Ibid., pp. 126-128.
• [11] Karl R. Popper,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83-114, 283-320.
• [12] 汉娜·鄂兰（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0章。
• [13] 本段内容参考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11章。
• [14] 本段内容参考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10章。
• [15]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至五章。
• [16]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George Lawrence (trans.), J.P. Mayer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 pp. 15, 193.
• [17] 孙立平：“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人民网2011年2月16日。
• [18] 张千帆：“中国宪政转型的可能前景”，《金融时报》中文网，2015年5月18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2037?full=y.
• [19] 除了强化意识形态控制，中国在这方面的最新发展是限制境外NGO在境内活动。2016年4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对境外NGO的建立与活动规定了严格限制。
• [20] Ibid., pp. 44-45.
• [21] 之所以说是“侥幸”，是因为戈尔巴乔夫上台并没有任何必然保障，尽管他是政治局最年轻、最精干、或许是惟一能给苏联带来希望的委员。但是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十分普遍的后极权国家，显然没有任何机制能保证这样的人一定上台。
• [22] 参见张千帆：“中国宪政的路径与局限”，《法学》2011年第1期，第70-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