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 无论支持与否，都必须承认姨学在自由世界的中文政治讨论中非常具有话题性，当然也这与姨学拥护者往往使用带有攻击性的宣传方式相关。这里贴出两篇相对平和的讨论姨学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阿姨学：政治哲学、宣传与历史
—— by 豆瓣 我讲旧常识
“她早年没有料到自己后来的成就，没有准备政治宣传以外的东西。等到需要奠定理论基础的时候，她在社会上的名誉已经太大、政治上的立场已经凝固。在这种情况下，她无法考虑修正自己原先说过的话，动摇徒子徒孙的忠诚和信念。” ——刘仲敬《安兰德传》
0. 谈谈方法：
阿姨曾直言不讳自比几百年前的英国 “小册子作家”。刘仲敬的专业是英国史，自然对 “小册子” 这个行业有着外行无法相比的认识。熟悉阿姨学的人都知道他蔑视辩论，强调宣传，而对辩论与宣传的区分则是小册子研究的基础。这篇文章的研究对象是阿姨学，不是刘仲敬的一切文本：他的博士论文绝无可能是阿姨学的一部分，否则他绝对毕不了业；再如他在某些正式场合的政治正确之语，也与阿姨学不相干；他对前苏和民国人物的评传也不是历史学（传记学和史学的区别：对前者而言背景被接受为现成的，对后者而言背景本身是争论焦点和对象。伊丽莎白与埃塞克斯的故事只是传记，而同时代一个普通磨坊主的生平研究若能折射出当时的经济和文化状况，就是史学）。这些文字虽是刘仲敬所写，对阿姨学而言却无关紧要。按照阿姨自己的说法，唯一重要的是 “解释体系” 和搭建这些解释体系的概念。历史学对 “文本” 的研究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方法，原因在于很多“文本”属性模糊不清。然而一旦认定某些文本是意识形态宣传小册子，研究方法就已被这种文本特征所限定。刘仲敬对剑桥学派那一套显然是有所了解的（见本文第二部分），对于将小册子文本当作言语行为（speech-act）来研究应该不会意外。
言语行为论绝非研究一切政治作品的最佳途径，却是研究意识形态话语的不二法门。波考克提醒过其同事们：不能用解读伯克的方法来解读霍布斯，小册子宣传和政治理论是两回事。假如你翻开《独裁者手册》这种只讲权力的结构及其运作原理且对“自由”等概念的 “真正意义” 不屑一顾的作品，就应当将其观点视作有待判断真假的“命题”。对于此类作品只有政治学模型研究才有价值，史料对错与作者意图都不重要（也只有严格的理论才配称“材料错误无法击溃理论大厦”）。相反，假如一本书旨在作意识形态修辞宣传，我们就不能将其视作命题，因为这些话语纯属无意义（nonsense）。它们不是真或假的，从命题的观点看：意识形态修辞无意义，连被判为真或假的资格都没有。这种文本在政治学上是价值不是零，而是负的。如阿姨自己所说：明知故犯的意识形态诱导 “不是为增加外行的政治理解力，而是让他们忘记自身的真实处境”，也就是洗脑。从历史的观点看：意识形态修辞虽无意义，却能借一定的语境发挥语效。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常见误解：剑桥学派的 “语境” 并不是指同时代，而是指这些意识形态词汇获得意义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极可能与其施力的事件之间有很大的时代错乱，甚至出自凭空杜撰。而时代错乱的根源在于语义断裂被遮蔽了（剑桥学派的工作之一就是将表面上连续的历史被揭露为断裂的语义史）。因此当我们谈论意识形态小册子（例如阿姨学）的 “语境” 时，连接到的恰恰不是21世纪的中国语境，而是些奇怪的时空或文本穿越。阿姨自己承认其语境源自十九世纪史学，认为当代的史学专业研究只是 “考据” 的 “史农”，并对学院派多次表示了鄙视。这看似坐实了一些人对他的抨击：“刘仲敬是个民间史学家。”而本文要指出的是：阿姨学的所谓“解释体系”，多是对近五十年来史学观点的有意删改。这样一种文本实践必然充满自相矛盾，阿姨也常为自己的诸多矛盾辩护，甚至赞美 “有机的矛盾”，直言不讳 “逻辑一致的思想是病态的”。而本文要指出的是：阿姨学中“自相矛盾”的文本，在服务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幻觉的根本目的上皆无矛盾。如果你觉得矛盾，那说明你没将阿姨学当作小册子宣传来研究，更没理解阿姨的意图。斯金纳年仅29岁时写出一篇被后世称为“剑桥学派宣言”的文章 http://philpapers.org/rec/SKIMAU ，谈到我们不能预设政治思想家的文本都是自洽的，有时我们必须承认它们自相矛盾。然而斯金纳毕竟民哲，也是图样图森破：意识形态的 “意义” 并非语言哲学的那个 “意义”（前者在后者看来恰是nonsense），而是修辞营造的幻觉。如果无所谓逻辑，何来的矛盾？世间最常见的逻辑错误就是误用“逻辑”这个词。其次，剑桥学派的涉猎范围主要是英语世界，而在英语政治思想史上，意识形态话语确实多有着较明确的现实政治意图，然而这不能从理论上排除以意识形态本身为目的的可能。想想从 “十九世纪对十八世纪的反动” 直到海德格尔 “是希特勒背叛了我，除非他先向我道歉。”——不是为政治而意识形态，而是为意识形态而政治。在斯宾格勒的故乡，现实与虚幻、功利与浪漫的地位颠倒了，以言行事论这种骨子里透着英美实用主义味道的哲学，岂可直接照搬来解释来自德国的大师。
倘若一门政治思想的意图完全没落在现实政治上，而是落在了意识形态上，那么看似再矛盾的文本，从理论上讲都必然能被毫无矛盾地理解。如果你达不到这种理解，那只能说明你在方法上仍被理性自利人的现实主义政治模型左右，在价值观上仍被 “幸福-痛苦” 的功利之维主宰；你太正常了，以至于对“什么是正常”缺乏界限意识，也就无法理解疯狂。
意识形态研究注定是对谬误的研究，只有在谬误中人才会暴露自己。刘仲敬的正确之处并无特色，阿姨犯下的系统性错误才勾勒出了阿姨学的轮廓。然而人毕竟是有语言的动物，有语言则必然追求逻辑自洽。这也构成了姨教徒的通病：他们将阿姨的话奉为真理，而真理总是自洽的。这也回答一个在开始前必须回答的问题：谁是姨教徒？——将阿姨学视作“真实”或某种“解释体系”的都是姨教徒：任何解释体系都是关于历史真实的解释体系，然而对待阿姨学的正确方法，只能将其视作宣传。姨教徒会思考阿姨自相矛盾的话语和 “理论” 该如何解释，是否该视情况舍弃某一部分，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舍弃哪部分。甚至出现了一种奇葩现象：许多姨教徒自以为不是姨教徒，自认为能 “批判地” 提炼出姨学 “核心”。还有姨教徒将阿姨学中的概念作出悖离寻常语义的解释，似乎这样就“合逻辑”了，殊不知阿姨煞费苦心故意使用这些词汇正是为了利用它的寻常语义来作宣传。
1. 组织资源
贯穿阿姨学的一个概念就是“组织资源”，而且无论在何种时代，阿姨都采用了地方主义的组织资源。这绝不是因为他缺乏广阔的视野：恰恰相反，阿姨格局极大，常持一种真·国际主义立场：让邪恶占据一些地区产生威胁是好事，这样能营造紧迫的局势，逼迫另一些地区倾向于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格局如此之大的阿姨却将人类从古至今所有时代的“组织资源”都限定在保守主义的土豪、封建、城邦、民族，显然是不正常的。
阿姨要求 “事先的全局理解”，然而史学学者刘仲敬深知史学反对任何统一的解释。“历史哲学” 注定是伪学科。不借助模型人就无法看清社会，然而每个时代都有独属于它的模型及独有的用以构建模型的概念。历史学中不存在方法先行，每个时代都有最适合它的方法，方法与对象在相互磨砺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彼此。任何解释模式都依赖概念，语言却不断变迁：最不稳定的语言是意识形态概念，例如 “民主” 这个词的歧义曾经大到妨碍交流的地步。日常语言具备意识形态话语所没有的稳定性，你不可能把 “十年徒刑” 通过 “解释学” 变成八年；朝鲜的十年徒刑虽和挪威的十年徒刑极为不同，但未来历史学家总能区分二者。人类语言中最稳定的是物理语言，但即便物理语言也只在当前的历史研究中显得稳定：地球时代的历史学家只需在牛顿时空观下做交通史研究，几千年后的历史学者若不掌握相对论的时空计算法则，是不可能研究银河联邦的历史的。
阿姨强调的“组织资源”属于最不稳定的语言：每个社会都有很多种组织资源，不同的人对它的想象完全不同。只有这样的词能用来构建 “经学”、“历史哲学” 等伪学科。阿姨认为现代的组织资源被政府垄断，比过去弱。这只是他的宣传。古代以“土豪”为核的组织资源极为贫乏，只局限在村社规模。这种规模的组织不可能与在全国都掌握资源政府抗衡。组织资源的力度完全取决于地理上的联动程度，在现代国家任何地方主义组织资源都不堪一击。阿姨是学英国史的，但他没谈过英国史上的乱世中确有过地方主义 “组织” 的典范：英国内战期间许多地区都有一种叫 “clubmen” 的人，邻居们拿起农具团结自保。然而这种组织资源与更现代的资源比效果如何？阿姨说它是 “密封水仓”，然而1642-1651年不列颠人口减少了5%，该比例超过了1789-1802的法国革命和20世纪远程杀伤武器和总动员战争模式下的国共内战、韩战。阿姨认为地方主义越强，在战乱中就越能提供类似“密封水仓”，若做共时性横向比较，在比英国更分裂的德意志地区，三十年战争令全境人口损失1/3，一些小邦人口损失过半。平克这本书 http://book.douban.com/review/7595793/ 说明了小共同体那点儿组织资源何其脆弱，以及为何现代战争和屠杀尽管疯狂残酷，死亡人数占比例一般都小于古代。阿姨虚构出了一个 “散沙”，再拿小共同体那点可怜的组织和无组织的“散沙”相比（理想状态的 “散沙” 不存在），就像在细沙里看到了一粒比较大的沙石就以为是巨岩。
现代社会的组织是跨地区的。更重要的是：当韦伯式国家的力量伸展到了全境，组织资源的规模也必须伸展到全境，否则就不堪一击。当今小共同体只是在对内 “自治” 上比较厉害而已。最初的全境规模的组织资源叫什么？阶级。你姨的专业是英国史，但他不会告诉你彼得·拉斯莱特为何认定在1901年维多利亚驾崩前的英国其实只有一个阶级，即统治阶级。那是因为在1901之前只有统治阶级做到了全国联合，一切被统治 “阶层” 都尚未做到全国规模的联合。不过阶级可是 “左派” 的组织资源。随着大众民主的到来（文化上的）阶级的消解并没有弱化组织资源，而是铸造了全民规模的共识政治。这种组织资源是最强的，既然这些现代组织资源强度远胜地方主义，阿姨为何不提倡呢？因为这些较强的组织资源，要么需要依赖他所厌恶的左派意识形态，要么会滑向意识形态的消解。
阿姨认为意识形态的消解必然导致人们陷入 “短视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囚徒困境”，被一种叫 “政府” 的密不透风、绝对团结的神秘如单子般的实体各个击破。他能得出这种答案，并非对政治学无知，而是为吓唬你们投身意识形态。政治学根本无需意识形态来解释 “执法者为何守法” 问题。认为法律的效力源自它被奠基在神圣宪法之上，仿佛宪法是一种具有神力的符咒，是不入流的迷信。迷信总诞生于对力量赖以运作的真实原理的无知。立法者为何不能订立特权法律？没有任何英美议员会提案“议员工资涨百倍”，尽管这提案并不违宪。执法者为何守法？这是出于每个执法者对其他人的行为预期（expectation）。“预期” 概念是现代政治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以这个概念可以对一切法治社会进行人治解释。从政治学观点看，法治和人治的区分也是外行说法：法治就是每个甲都预期（expect）有乙会出于自利在甲违法时控告甲的人治。阿姨中葛兰西的毒太深，将 “国家”、“政府” 及其暴力机关视作铁板一块，若真如此，世上一切国家必然都是专制国家，区别只在仁慈和残酷的专制，这显然不合现实。为何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敢称帝？没有一个总统傻到预期军队会支持他，没有一位将军傻到预期他的手下们会服从政变命令，而非逮捕他去国会邀功名垂青史。每个人都知道称帝之路九死一生，那自然无人敢称帝。在每个人都预期有他人会出于自利阻止其违法行为的社会，根本不会出现“短视版马基雅维利囚徒困境”，谁若短视倒霉的也只有他自己一人。
“法统” 也不是政治学概念。阿姨认为不谈法统就无法区分僭主和君主，借亚里士多德之名为他背书。然而亚氏论僭主的重点在于解剖其行为策略，且不止一处说过民选的僭主其实合法。阿姨将亚氏对君主 / 僭主的区分判定从政治的偷换成了意识形态的。根据亚氏，斯大林是僭主而戈尔巴就不一定；但若按照 “法统”，所有前苏领导人都一样、没区别。再说Tyrannus这个词就如Rex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无贬义，也绝非全无功绩。庇西特拉图行了梭伦的法、削弱了地方主义和贵族、促进了雅典民主；希腊只有一个城邦从未经历僭主期，永远地僵化在了军事贵族制，那就是斯巴达，也是人类史上最符合阿姨所谓“征服者VS降虏”模型的社会。这些才是阿姨不谈具体政策，却以贵族主义意识形态来批判僭主的原因。
可以看出阿姨并非真的赞美 “组织资源”，他所赞美的只是地方主义、小共同体意识形态的 “组织资源”。这种组织资源虽孱弱却 “保守”。阿姨不是想要组织资源，他恰恰不希望人们发现：小共同体意识形态对于任何工业革命完成后的社会（无论是否已完成了大众民主）都是多余的——不仅多余，甚至会削弱、撕裂共识政治的组织资源而非加强、巩固它。阿姨说了：意识形态不怕人反对。因为意识形态就是依赖虚假对立、制造无谓仇恨保持活力的。它最大的恐惧是被揭露为多余之物，被历史遗弃。
2. 作为诗学意象的“古老宪法”、“封建”、“辉格史学”
阿姨说 “历史叙事本质上是文学”，这是因为他自己的语义不稳定，就宣布整个历史学都一样坏。这和他谴责后现代主义时说差生往往持相对主义价值观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阿姨学诞生于当今不仅因为当下中国话语混乱，也因为国人对历史的想象离作为一门学科的史学差距太大。当大量知识垄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大可以趁这话语混乱的窗口期为自己的心理癖好参点私货，待混乱过去就没机会了（刘仲敬反复强调 “节点” 是决定未来的关键，大意即是趁你脑子不清把你骗上船，至于此后你即便醒悟过来，耗费十倍努力都无法扳回）。阿姨好引用人不给出处，已有多人提过，但多是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而我要说的是：其实就连编织阿姨学的最核心观点也是西方史学删改来的。换言之，阿姨学并非如刘自称的那样是休谟、麦考来的后人，而是现代西方史学的删改版。阿姨要隐瞒出处，不能简单归因于他要维持 “教主” 相望就不能把自己放低在 “中间商”、“转译者” 或 “搬运工” 地位：无论阿姨主观上是否想做教主（多半是姨教徒太low把他捧成了教主），他都不能引用西方学者，这是因为他必须将这些史学观点剥离语境才能扭曲到荒谬的地步。例如 “古老宪法” 这个词：谁若看过讲17世纪意识形态史的书《古代宪法与封建法》，就知道阿姨至少是了解其主要内容的。阿姨不提波考克，是因为省了你们读完波考克后回来批判他。不肖劣徒的最佳选择就是不报师门。“古老宪法” 既不是17世纪的也不是中世纪的，它是17世纪（尤其是早期斯图亚特）对中世纪的错误想象，他要的就是复活这种错误想象。而这套以 “溯古” 为特征的政治哲学的最终下场，并非被历史学证伪了（史学证伪仍是在究古，仍是对古代人权力的承认），而是在光荣革命后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成为当时新兴文体即 “讽刺” 的调侃对象。所谓 “古老宪法”、“封建法” 的想象，不过是过渡期充当一时权宜的意识形态。剑桥学派认为意识形态小册子影响历史的力量强于严密的政治理论，阿姨继承了这一观点：尽管如今世人只知霍布斯而不知柯克，却是柯克而非霍布斯短促而有力地影响了17世纪。然而当阿姨因一意孤行搞意识形态宣传被学院派鄙视时，却从未抬出剑桥学派来为自己辩护。这是为何？因为剑桥学派恰是要避免时代错乱，将这些小册子的影响限定在它的那个时代。而阿姨学本就是一种时代错乱的文本。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阿姨强调地方主义和小共同体是舍近求远、弃强求弱：这说明他不是真的为培养 “组织资源”，而是为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他对封建的赞美也不是真的想复封建，姨教徒的这种念头完全荒谬。刘仲敬不仅清楚这绝不可能，有应该清楚（如波考克指出的那样）英国史上的普通法与封建法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这两套话语会最终导致王在法下VS作为立法者的国王的矛盾，只有柯克那代人意识不到这个矛盾。但阿姨不是柯克：柯克处处流露出普通法的心智（这涉及比思想史更深、更诚实的心智史领域），阿姨却有着高度自觉的防御性，这既是由于刘仲敬的智识远超柯克，更是由保守主义在当代意识形态光谱上的守势决定。即便普通法和封建法之间曾有矛盾，二者在服务于保守主义修辞宣传上却不矛盾：阿姨不关心 “要” 古老宪法还是 “要” 封建，因为在21世纪这一宣传必然是作为 “不要” 现代性出现的。然而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已极大地限制了现代政治的可能性。人口与城镇规模、交通效率及安全程度、运输成本、人的生活半径、识字率、印刷出版效率和自由、信不信巫术、社会人口构成、意识形态强度……在这些问题上有利于维持封建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状况均不可得兼。研究英国史的刘仲敬岂能不知？但写小册子的阿姨又怎会告诉你这些？社会经济史的方法从头到尾就是“准马克思主义”的，强调物质能力和物质需要的作用。“封建” 在他那里只是一个诗学意象，用来宣传宣传保守主义幻觉。“封建”、“中世纪” 之于阿姨学不过是个噱头，完全不具备政治现实中的指称。
阿姨曾自比 “辉格史学”，其实远远不是。各位若想知道何为辉格史学，BBC的16集《君主制》纪录片就是一种辉格史学。至于英国人既保守又进步、既虔诚又宽容的形象，最典型的例子不是麦考莱，而是小册子写手伏尔泰，种种夸张只为刺激法国人效仿他所想象中的远方。辉格史学就像18世纪的辉格党一样具有保守和进步的双面性。阿姨自比辉格史学，这种策略不过是承认自己犯了个小错来隐瞒其大错。辉格史学和阿姨学的相似只在一点：它们都将历史想象成连续整体，精确和进步的现代性是从粗陋和保守的古代 “生长” 而来。阿姨推崇19世纪辉格史学，藐视当今史学界，那当今学者中谁能入得了他的法眼？麦克法兰。刘仲敬赞扬他是 “问题意识强烈的人类学家”。
简要说下麦克法兰。首先我想说，麦克法兰在中国流行并非因为其史学作品广受好评，而是因为极受争议。他的观点很非主流，争议之大不亚于当今中国流行的另一些人：施特劳斯、施密特、海德格尔。这些都与当下国内所处时代密切相关。麦克法兰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Marriage and Love in England和谈日本法律的讲座中，都暴露了这个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几乎全无时代意识。想当然地认为中世纪的爱情和18世纪相差无几、以战国时代类比当今日本人的心智，斯金纳、图利说“占有性个人主义”版的洛克已有时代错乱之嫌，而他竟将这概念套在13世纪！他的强项是横向比较：当研究被限定在约1550~1650的百年之内，埃塞克斯巫术与欧陆的差异就被勾勒出来了（James Sharpe仍认为他对时代变化的研究粗糙了）；现代世界发源于英格兰-荷兰的 “西北欧例外论” 在16-17世纪是可能论证的，但若像麦克法兰那样把“现代性萌芽”前推到12世纪就是笑话，不比刘仲敬一向鄙视的 “宋朝资本主义萌芽” 更高明。阿姨赞同麦克法兰的纵向叙事，岂非哪壶不开提哪壶？不，阿姨的真正目的恰是借用这巨型时代错乱，塑造 “从大宪章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的离奇幻觉。刘仲敬嘲讽左派史学：只有在无知的黑夜里，天下乌鸦才是一般黑。而他所推崇的又是什么呢？只有在瞎子的想象中，古今英国自古就是一色白。
接着说英格兰。英格兰启蒙看似不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一环，是因为它早在苏格兰、北美殖民地和法国启蒙开始之时就几乎完成了。英国 “经验主义” 盛行其实反过来说明理性方法已被调配恰当，否则人无法从升腾的雾气和漂浮的羽毛中发现引力。洛克和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们要比苏格兰人和法国人早上整整半个世纪。1735年英国巫术法判定行巫者乃骗子而非魔鬼，中上识字阶层已经接受了祛魅的世界观，并将该世界观以法律形式强加给下层。纵使法国哲士对其想象中的 “英国”（尤其是牛顿和洛克）推崇到了偶像崇拜的程度，他们拿什么和1695之后伦敦的自由出版业相比？18世纪初英国印刷业史无前例地爆增，英国人对 “无偏见性”、“非党派性” 的强调以及对夹带私货的厌恶也飞涨到了空前地步，对语义公共性（这才是 “反私人语言” 的价值所在）的要求也借印刷术之力强化了语义确定性。阿姨说印刷术促进意识形态竞争和狂热，这种说法放在16-17世纪印刷品流通效率尚不足以制造出全国性 “reading class” 时是对的，放在18世纪之后就不对，企图从中推出全球化会强化民族主义就更错乱。印刷术发达和识字率提升令诸意识形态被迫共存，各异的神棍真理都被揭露为偏见。这在当今也是适用的：刘仲敬最令人瞠目结舌的神棍话语都是在小圈子里的，他越是频繁地在正式场合发言，就越少谈阿姨学那一套（这样做的负面效果就是把阿姨学的解释权越来越出让给姨教徒）。阿姨说全球化和互联网会强化民族主义，纯是为了姨教徒士气，毕竟姨教徒的脆弱心理只懂得机会主义：凡建立在 “历史趋势”、“未来胜利” 的许诺上的价值主张都是机会主义的。信念坚定之人无需看到显著的 “整体” 效果，仍会坚持自己该做的事情：如果未来美好那么我所做的也令我周围的世界更美好，如果未来惨淡那么我也能让我周围的世界不那么惨淡，这就够了。姨教徒把阿姨学当作 “历史成功学” 投机指南，low。
凡现代化起步早的国家就平稳，越是后发地区，刚开始变革英国已经领先你几代人，短视和急功近利就会想在一代人内赶上，于是各种激进思潮就会成为诱惑。同时前现代文化和习俗的遗留越多，保守主义倾向就会越强。后发地区的现代化任务面临着激进和保守的两面夹击。阿姨说越是落后国家的人越爱追求理论正确逻辑自洽，纯属胡说；康德道德哲学最充满矛盾和歧义，如果单论理论自洽性，是无法与同时代铁了心的激进启蒙者边沁相比的。难道英国比德国落后？18世纪的普通法学家布莱克斯通即便被实证法学家边沁批判得狗血淋头，也从没有拿过“民法出则忠孝亡”当挡箭牌，是因为最后的封建早已在内战时代寿终正寝。英国的漫长现代化是温水煮青蛙，其他国家的迅速现代化或多或少都是惊心动魄的弑父。
最后说下封建和专制：比较二者优劣是比关公战秦琼更荒谬的事情。西欧国家都经历了从封建到专制到民主的变迁（连雅典城邦走的都是贵族-僭主-民主路线），而“封建”这个词在这一转型中扮演的其实恰恰是“专制”的角色：当你在17世纪的英国或旧制度的法国赞美封建，这个词语的意思不是恢复某种分封秩序，而就是维护君权。中世纪意义上的封建英国的没落自伊丽莎白朝的北方伯爵叛乱失败就已注定，内战结束后已消失，权力集中于首都而非分散于地方。封建与专制孰优孰劣是伪问题，但以下问题不是伪问题：是否王权较弱的国家，民主转型一定较易？其实就连这都不一定，要看历史机遇。专制程度比英国高，但民主转型比英国代价小的国家太多了。你们辉格周曾反驳罗斯巴德 “封建和专制一样坏”，觉得封建契约是现代法律的前身，这种说法的荒谬程度和阿姨所谓“秦制现代国家”或拿罗马法类比1832改革之后的现代法律是差不多的。辉格还提到如果衡量典型的封建和专制，不该拿英国和欧陆对比，而该拿英国和（完全无封建的）中国比。英国优于中国，故封建优于专制。这种低级错误只能怪辉格的人类学是自学的。刚说到麦克法兰长于横向比较，他在解释为何不选英国和东亚为对照案例时说得很明确：相差极大的文明无法做变量比较。中国不仅没有封建，中国没的东西多了去了。就算华夏一直分裂也别想出牛顿和莎士比亚，仅非字母文字限制了活字印刷效率和识字率这一条，就能把华夏文明自发演进的程度限制在西欧1700之前。要问中国何以落后，还得从荷马史诗与诗经、欧式几何与九章算术讲起……（以下省略一千万字）
3. 历史终结的幻想与保守主义的处境
阿姨数次鄙夷地谈到 “历史终结”（他认为该词等同于 “宪制既定”）之后的平庸。要问的是：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宪制既定”状态？只有在变化缓慢的且文化被小部分人垄断的世界里，当已知世界的意识形态修辞可能性已被穷尽，它才可能归于长久稳定。阿姨认为中国历史变化之剧莫过于周秦之变，此后的两千年都不过是历史终结状态。这种状态是意识形态修辞意义被穷尽的结果：因为只要意识形态仍信仰旺盛，它就会在遭遇生活世界中的诸多他者时激发出对立解释；只要存在对立解释，它们的相互湮灭就不会停息。黑格尔那一套也就是关于道德真理（幻觉）的生灭历史。然而需要注意阿姨所说的两千年历史终结状态，只不过是因为中国没有遇到足够体量的他者，是地理隔绝的结果，而不是说其意识形态运动真的寿终正寝了。换言之汉尊儒术后的 “宪制既定” 只是一种假象。而对于两千年后清末民初的意识形态剧变，阿姨极少提及：他对清末民初的历史解释限于国际关系学，将其归于统治者的 “路径选择”。在另一次演讲中，他认为英国现代化得好是因为英国本身就是现代化的标准，并假设平行宇宙中倘若楚国最先完成了现代化，全球现代性也就是楚式现代性。这两个例子暴露了阿姨学的最核心幻想：在历史终结（现代性完成）时刻占优势的意识形态，将形成 “路径依赖”，主宰历史终结之后的漫长岁月。
因此阿姨版的 “历史终结” 并非意识形态在功利幸福面前的退场萎缩，而是他者的消失所导致的意识形态相对稳定，这并未说出 “消去意识形态” 和 “让意识形态暗暗作用不被发现” 之间的区别。阿姨认为只有意识形态才能构成宪法原则，这句话如果翻译成 “功利主义不是一种道德哲学/政治哲学” 就立刻显出了荒谬之处。倘若自秦皇汉武到晚清（遭遇西方）算 “历史终结”，那么从狄奥多西罢黜百家独尊基督直到（遭遇阿拉伯）文艺复兴之间的时间也是 “历史终结”。变化放缓并非意识形态的消解，而是它的稳定，但混淆二者正是阿姨必须做的：把千年帝制说成 “历史终结” 才能捏造 “历史之人” 相比 “史后之人” 的优越性。阿姨如是解读托克维尔：人类的平等化 “如熵增”（有比这更神棍的比喻吗？现代世界比古代更丧失活力？）无可避免，区别在于自由或不自由的平等；加速平等化是无益的，重要的是要保住“自由的”平等。他说封建之心是珍贵的 “雪花”、“种子”，岂能浪费在封印 “红炉” 的进程中？译成大白话就是：务必在全球化大成之前尽量保存或扩大保守主义，历史的终结时刻就会偏保守些。民小进步派走在历史终结的路上，意识形态家的终极幻想是历史终结之后鹿死谁手。但后者却没有意识到：变化缓慢的古代文明只要不遭遇他者，洞穴里的文盲很少怀疑既成秩序，然而现代世界的信息传播效率，注定意识形态哪怕不遭遇他者也会不断弱化（参见：http://www.douban.com/note/533572166/ ）。
关于历史终结论这一神棍学多说两句：它必然意味着政治哲学的终结。彼得·拉斯莱特在1950年代就宣判过 “政治哲学已死”，然而接下来的后现代时代拯救了政治思想乙烷的命运，使它一直药丸、后药丸、后后药丸着。但这无济于事：如果要求具备现实性的思想才是思想，那么拉斯莱特仍是对的：政治哲学在半个世纪之前乙烷了。百年后做history of mentalities的史学家会说我们的时代就是功利主义时代：功利主义既定义了它的真实力量，也定义了对它的焦虑和遮掩。只有做intellectual history的史学家会告诉你，曾有一个叫罗尔斯的古人。不过更有趣的是学者们的悲观态度：想一想，两百年间曾有多少智者与勇者将意识形态的终结视作一次值得庆祝的死亡，一场光荣的别离。
（美国大选在即，顺便再补一段：你们辉格曾以为两党极端化、美国意识形态空前分裂，便是事关 “道路分岔” 的 “大决战”，说明他已被姨学忽悠到沟里去了：连四年一轮、八年必下的选举和政教（育）分离媒体自由都忘了。民主制纠错能力就是为消去所谓 “历史节点” 的不可逆性而设计的。有怎样的年轻人就有怎样的未来，谁都别幻想在 “历史节点” 塑造 “路径依赖” 预订未来史。15年5月人口普查年轻人中基督徒人数骤降、6月民调绝大多数年轻人支持同性婚姻合法，这对保守派硬核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保守派人数在减少，少数硬核保守派却越来越极端、自觉了。2015~16的共和党对未来历史学家而言会是个非常有趣的题目，不知刘博士是否这样想？）
英美是保不住的。英美的习俗保守主义（而非德、俄式神棍保守主义）的真正力量在于 “它符合庸俗大众习俗”，而非 “它是真理”。不顾一切坚持真理是典型的启蒙主义性格，这种性格令他们在己方人数极少的近代启蒙初期，以智性真诚为傲无惧于人数多出他们百倍的愚昧之徒。英美保守主义的目标却非坚持真理，而是保护庸俗大众的心理需要不被少量知识分子破坏。然而当今西方饱和的教育资源培育出来的“庸俗大众”已今非昔比，更关键的是：1900前后美国农业生产者占人口近2/3，而今已不到2%（对农业与工商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别不敏感的人参见此文：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838194/ ）。总而言之英美保守主义只能在人数优势期抵抗少数知识分子，当进步主义者在人数上占了优势，当庸俗大众本身大规模倒戈支持同性婚姻，保守主义的败局就无法挽回。顺便说下：稍有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用进步史观解释过去是幼稚的，为什么呢？进步史观能否适用于一个时代，本身由这个时代的共识水平决定，寄希望于一部分人（例如 “优秀民族”、“先进阶级”）来改造世界的理想是不行的。但未来还长着呢。
启蒙主义者又需要担心什么？保守主义吗？知识分子批判 “愚昧” 总是容易的：廖凯原太愚昧了！但保守主义并不愚昧：反智和愚昧是不同的，正如“传统主义和传统是不同的”，前者出自更 “深刻”、“复杂” 的历史观。（想想德国浪漫派对英国功利主义的鄙视：http://www.douban.com/note/532724773/ ）。黑格尔曾批判启蒙主义：“启蒙的核心概念是有用性，然而宗教却是最有用的东西。” 这些深刻和复杂的吸引力是建立在民智不可提升的前提上的。因此真正能打击启蒙主义者的只有廖凯原那样的人，一个廖凯原顶一千个保守主义者。当廖凯原们沦为绝对少数后，保守主义就少有可保守、也少有可担忧的对象了。“完全消灭愚昧” 是不可能，“止于至善” 也无需预设至善是可企及的；这都是意识形态家树的稻草人，不必理会。社科或人文问题都只在某种历史格局下才有意义，时代变化、代际更替的最大威力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让旧问题被遗忘，进步主义者就是要让那些 “深刻”、“复杂” 少有用武之地。智术师的天敌有着不亚于智术师的智力，却只希望将来能有一个傻白甜们也能幸福生活的世界。进步主义者不求后来人理解他们的祖先。
以上也是我对阿姨的批判一直很零碎，很迟才写出这篇文章的原因。我懒，我有懒的资本。阿姨必须勤快，必须笔耕不辍，连良莠不齐的网文也舍不得扔，硬编成随笔集只求广撒网多传教。这是因为他的立场所面临的情势非常紧迫。阿姨说秦始皇修长城是因为他意识到秦的逐渐衰败是注定的，于是要 “在自己战斗力最强的窗口期以最有利条件划定边界”——保守主义的衰退是注定的，若不能趁此窗口期占领中国，世俗主义的全球胜利就是迟早之事。他说秦始皇 “越善于把握未来趋势，越高估发展速度，越妄想在有生之年毕其功于一役” ——保守派必须毕其功于一役，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启蒙主义者有的是时间，保守派却等不起。去年阿姨刚出道，我就说他这种路数贵胜不贵久，而功利主义贵久不贵胜，不知你圈中还有几人记得。我也笑过姨教徒：千秋万载？你们那套词汇能撑过三年不沦为笑话就是奇迹。刘仲敬设计 “阿姨学” 时根本不给长期辩论预留攻防阵地，全为趁国人与学界尚未反应过来抢得宣传上的速胜，速胜不成则一败涂地沦为笑柄。这种战术必须趁热打铁，一旦节奏间断就再难翻身。然而当今世人智识已非八十年代，想必他也早有一败涂地的准备。姨教徒竟天真到相信阿姨学是 “漂流瓶” 内耐过 “冬川” 的 “种子”？这比喻太荒谬了。若要比喻，最恰当的喻体是偷袭珍珠港一赌初战决胜的联合舰队。阿姨说 “时间和路径是历史的主人，个人智慧只是化妆师”；站在他的立场上，这是最无奈的诅咒。阿姨说 “宋襄公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句话才是他的自我安慰。“刘仲敬现象” 这场疾风骤雨最令人惊叹的部分，正在于刘仲敬是在深知时间紧迫的前提下仍决意一赌的，唯因此，阿姨才会宁可破绽百出也要剑走偏锋只攻不守，因为孤注一掷是他唯一渺茫的胜机。
这才是阿姨学看起来爽的真正原因，愚蠢的姨教徒又懂什么呢？尼采说在一切书中他独爱以血写就的，阿姨笔下的人物是他的灵魂，这本是伟大小说家的天赋，可惜用错了地方。不过话说回来，学历史的人还写什么历史小说？要写就写太空歌剧。
阿姨想在鱼龙混杂的汉语世界干一番事业。然而就中国目前的趋势也无法指望：互联网十余年已经极大地弱化了年轻人的发问底线。无论公知五毛，想不被嘲笑的话起码要装作讲道理而非诉诸宇宙真理。对 “历史虚无主义” 越强烈谴责，越说明混淆历史和神话的做法已时日无多。带鱼等浮沫之辈只能拖延它，绝不可能像瓦哈比那样组织起强大逆流。面对这群被阿姨称为 “本质上不近神学” 的中国实用主义者（即半吊子功利主义者：徒有功利主义者的世俗，却无功利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强度），就连言必称日耳曼黑森林中古土壤的你姨也无比尴尬：海德格尔式的泰然任之（Gelassenheit）早已不复有，我们时代的神棍早已沦为了洪水界的成功学专家，自降逼格到了兜售洪水特色 “生存智慧” 的境地。
谁都知道当今一大问题在于缺乏共识，当人遇到这种必须解决又暂时无解的问题，就会病急乱投医；阿姨说政治共识源自 “共同体认同” 就是江湖老中医了。你与火星人就地球政局的共识可能比你和你爹妈的共识大得多，但就共同体（community）而言你肯定是和你爹妈绑在一起的。共识政治难以形成的唯一原因是意识形态光谱奇葩：极左的张宏良居然连写几篇文章为极右的希特勒辩护，这种语境哪来共识？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老了，在代际更替之前求共识是不现实的。待意识形态光谱略正常些，谈共识才有点可能性。共识政治是政治语言日常化的结果，阿姨却在加剧话语混乱和撕裂。港台话语的意识形态冷淡比大陆更明显。相比这种不可逆转的淡化，阿姨意识到在政治话语极度混乱的大陆仍有机会：只要虚构出彻底混乱的剧本，整个现代政治学都会失灵。当政治学重新变回历史学的一部分，未来就貌似万事皆有可能。
关于政治学和历史学我多扯几句。黑格尔曾批判霍布斯，说他无法把握从自然状态到社会契约的“过渡”，无法回答后者如何历史地扬弃前者。这是整个现代政治思想的根本软肋：它是静态的和非历史的，它是历史终结后的“静力学”。当它改造世界的欲望遭遇历史中的意识形态阻力，在幸福、不幸、好、坏等基本价值评价之外就会派生出另一些评价：右派曰文明与野蛮、左派曰进步与落后。与此相反，古代政治学大多本就是史学的分支，修昔底德、普鲁塔克、塔西佗甚至马基雅维利皆如此。在强劲无常的历史洪流中理论的作用可谓稀薄，然而相比意识形态 “谬误的力量” 之明显易见，“逻辑的力量” 难以成为研究对象并非因为逻辑没有力量，而是因为这种力量无处不在。稀薄的力量一旦有了方向，也会在漫长岁月中将无常、偶然和缺乏方向的混沌塑成自己的模样；那些意识到了这一过程并故意要阻碍它的人，也被它塑造成了颠倒对立的模样。
4. 发明民族与全球化
关于国家规模、中央与地方的权衡是几百年来讨论过很多次的话题，可是你们阿姨从来不引用这方面的理由：大国躲不开边陲问题与发展不均衡问题，诸多小国可以相互牵制，若有小国出现人道危机他国可以干预，议会人数给它所能有效代表的人口设了上限……这些都是小国比大国的好处（大国相比小国的好处也有，由于和阿姨立场相反就不提了）。小国在经济发展上的优势是连环球胡编都不止一次承认过的。阿姨热爱 “诸夏” 厌恶 “暴秦” ，却从不谈小国的这些现实好处。为何？无非是因为倘若人们都知道了这些现实好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就成了多余的：我们既然能用更简洁的理由直接追求更好的东西，何必绕弯子？既然现代政治学提供了清晰易懂的廉价9成正确，又何必追求语义模糊的昂贵7成正确？所谓后现代就是放着廉价9成正确思路不要，一味追求昂贵7成正确；否则他们的虚无病就会发作，就无法忍受生命之轻。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他 “发明民族” 的最终目的不是政治的，而是意识形态的。阿姨的最终目的不是希望让华夏与春秋战国对接，延续什么东周封建的 “过早死亡的可能性”；也不是因为什么奥斯曼与罗曼诺夫必须成为诸民族国家才能被纳入威尔逊世界，此模型出自《想象的共同体》，阿姨写文章不给引用出处，不肖劣徒的策略就是不报师门：安德森这本书放在中国语境下，恰恰说明无论从时代还是地域看汉地认同分裂皆无可能，发明民族纯属痴话：汉字统一性远高于18、19世纪极端繁杂多样的欧洲语言，且历史发明的浪漫已经过去。将大清比作奥斯曼，这些荒谬的类比想象也是拜梁启超们所赐。阿姨学并非真如他所扮演的那样，是梁启超的批判者，而是颠倒了的梁启超。况且阿姨多次坦言民族叙事之荒谬，人又岂能相信明知是假的东西呢？
无论左右都谴责殖民者在非洲划的几何国界：无视民族习俗，理性狂妄地试图以几何学方法重塑人性。非洲诸部落意识形态无法安于殖民者粗暴划下的几何界限，冲突频频；然而却鲜有人问为何美国诸州之间的地界也是几何直线，却从不会产生冲突。阿姨教导你们：划定边界的过程是残酷的。然而他若抛弃 “以民族立国家” 的意识形态，联邦诸state（州）之间的划界只要不过于荒谬都不会产生流血冲突。美国各州不是以各州民族认同来保障州议会立法权和州民兵的。欧美日澳诸国的和平也是民族主义弱化所赐。民族主义退潮是全球化的结果。在我们时代，想要消解单一民族单一国家的认同政治与文化同一性幻觉，是比发明民族远为简单的。阿姨又为何舍近求远呢？（有人说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盟友。这在19世纪大体正确，放在今天这个每种意识形态都被后现代化了的世界里，就明显荒谬。）这一切都只能说明阿姨不是为了现实政治目的而做意识形态宣传，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阿姨指出中国发展的最大的捷径就是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既然要走向国际化，发明民族岂不是绕了很远的路？钱乘旦的那套 “现代化”、“克服专制” 不也要融入世界与国际全面接轨？他所谓威尔逊、霍布斯、达尔文三个世界，和主张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的文明（欧美）、半开化（东亚）、野蛮（非洲）三个世界有关联：刘仲敬曾以1900前后日清两国的国际地位变化类比其构想：日本终被接受为文明国家脱亚入欧，大清江河日下无力回天。阿姨只提福泽谕吉如何放弃泛亚主义转向脱亚论，不提他年轻时就从西学、反中医、反儒家、嘲弄迷信的同学。阿姨的一大窘境在于他无法否认 “劝学篇” 与 “脱亚论” 互为内外，并与保守主义抬高封建忠孝贬低现代民法格格不入；阿姨是拜英国教徒，其同道是福泽谕吉、伏尔泰等激进启蒙者；阿姨推崇伯克，他最典型的知音却是德国浪漫派。（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浪漫主义不可分，参见伯林或萨弗兰斯基：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712682/ ）当阿姨讨论共时断层下的跨地区比较时，他是盎格鲁-撒克逊中心的；然而当他以历时性书写的历史变化时，他的问题意识多是欧陆式的现代性困惑。
这就导致无论在启蒙西化派还是本土保守派眼中，阿姨都是个半吊子的三心二意者。一年前阿姨横空出世居然两边都有人当他是自己人，是学理上的冲突暂时被宣传需要遮蔽；然而学理的力量远比宣传更持久，这即是为何如今两边都不待见他。阿姨主张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意味着政治语言的通约，必然意味着意识形态必须弱化。现代的社会总是相似的，保守的传统各有各的保守。民族主义与融入现代国际社会之间的矛盾无法消除。用姨学黑话说：发明民族只能铸造一个个（挣扎在达尔文世界边缘）的霍布斯国家，却不可能将其纳入威尔逊世界。只有当意识形态卸下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任务，仅为其自身、以其自身为目的存在，二者间的矛盾才能同时服务于保守主义宣传，才能够被兼顾。
5. 共同体与洪水
阿姨说，“思想改变历史的窗口已经关闭”，然而他却是当今中国唯一试图以思想改变历史的人。学者没有思想：思想史学者只负责忠实呈现古人充满矛盾的思想，哲学学者只负责消除思想（语言）中的矛盾 http://www.douban.com/note/484386965/ 。如果说从休谟到黑格尔是形而上学的终结期，同时代从吉本到兰克就是历史学的开端。实证的诞生其实就是幻梦的消逝而已。“形而上学的终结” 不是说世间再无神棍，而是说再无任何 “思想” 能宣称智慧具备独立的尺度。古代意识形态的关键词是“真理”，现代意识形态的关键词是 “需要”。古代人活在历史中，他们的意识形态幻象是超验的永恒；现代人活在历史终结的路上，当今的意识形态幻象是历史性的连绵延续。催逼着保守主义者奋笔疾书的不是对真理的心安理得，而是心安理得的丧失。现代思想意识到自己是被投入到唯一共在的、相互关联的生活世界中的，也意识到任何思想的变迁、兴盛与衰落，最终取决于那些对它有利或不利的政治、经济或技术因素。学术训练令刘仲敬深知若要根本上扭转保守主义的败局，所需更改的绝不仅是文化，而必须消灭启蒙 “路径” 赖以获得优势的政治、经济或技术环境。阿姨学几乎不谈社会经济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姨教徒认为这是因为在 “右派” 眼里一切否认意识形态独立性、是被政治或经济需要决定、被技术和人口等社会因素限制的思想，皆是准马克思主义。然而神棍阿姨的真实身份可是史学博士刘仲敬，姨教徒别把人家想得和你们一样弱智。作为大学知识分子，他当然知道这种史学是对的，但他从来不说。你若问及近年来政治话语之变化，他不会强调互联网技术的作用，但阿姨他自己正是网络起家的。
人类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大障碍，在于诸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本身有利于维持诸传统意识形态，而这些意识形态也反过来维护政治稳定。类似的是：现代西方的政治结构正是有史以来最擅长消解意识形态的政治装置，意识形态降温反过来也有助于维护其稳定。典型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都是稳定状态，二者之间难有跃迁。西方文明相较东方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打破前者的稳定状态，过渡到后者（而不是说现代民主建成之后只有西方人适合，东方人不适合）。阿姨要做的恰恰相反：既然目标是为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赢得优势，就得尽可能地回到前现代的政治经济结构；既然这不可能，就得靠虚构。他意识到在现代民主已经稳定的欧美，不仅复辟不可能，就连虚构它都是可笑的。而不处于两种稳定状态中的任何一种的中国，却正处在宝贵的窗口 “节点”。古代社会长期处于他所谓 “达尔文社会” 边缘，残酷而动荡的前国家形态（所谓 “洪水”）是促成小共同体的最理想场景，厮杀和仇恨也是维持民族界限所必须。
无论姨教徒对 “洪水” 有多少种千奇百怪的解释，它的正解只可能是无政府且无（比家庭更大的）组织的状态。姨教徒的N种解释都是在寻求“真理”，而阿姨学中的概念却只能作为制造幻觉的宣传文本才能被理解。阿姨不会告诉你的是发明民族与 “洪水学” 有另一层关系：洪水无法仅靠对洪水的恐惧引发，因为恐惧会转变成风雨之中紧抱利维坦的自利选择。刘仲敬钻研英国史，对democracy = many headed monster这种“乱”的保守修辞怎会不知？“土豪学” 有配合乡贤治国论之嫌，刘还反大众民主，令好些公知怀疑他是五毛：你若吠起来像五毛，你就是一只五毛。然而他的另一些话又极端反贼，就看似矛盾了。相似性是思想最大的敌人，原理上完全不同的东西也可以很相似。阿姨的意图是为传播意识形态，他奇葩地认为“没有比传统更重要的事……政治成败只是琐屑的浮沫”，这是无论公知还是五毛都想不到的。意识到其言语行为是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而非以意识形态服务政治，才能跳出阿姨究竟是公知还是五毛的伪问题。历史中不存在 “chaos”，它是个神话词汇，任何历史研究都是对秩序的重构，宏观秩序崩溃时也有微观秩序。在姨教徒的想象中 “乱” 意味着新民族界限未定，与周边产生你们阿姨所说的 “残酷的划界斗争”。然而放眼冷战后的世界，凡战乱不休之地一定有民族或宗教问题，反之则根本不可能 “乱”。因为在现代政治中除了这些信仰不可妥协外，其他一切都是能相互讨价还价的。然而为什么阿姨要发明民族呢？他不是民族主义者：一个人绝不可能信仰自己想发明的东西。他的目的其实是在虚构一种荒谬想象——
——这样的虚构对传播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有利：
天下大 “乱”，各地组织武装团体自保。集体主义、人多欺负人少的 “抱团武德” 时代。在此等条件下三百保守主义斯巴达人足以屠杀成千上万的 “散沙”、“原子个人”。假如美国的公权力散架，成了一个小共同体社会，那么同性婚姻是不可能合法的，因为“抱团武德”的三百斯巴达文盲完全可能武力剥夺不抱团的一千雅典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的投票权。为防姨教徒抹黑阿姨、拉低阿姨的智商我需要说一下，阿姨和姨教徒是不同的。姨教徒把键盘抱团的集体自愚等价为现实中的集体武装，却不知现实中的集体是由你的地理居所决定的邻居，谁若和邻居们关系不好就可能被当作女巫烧死，比如整天说 “支”、“费拉” 等词汇的姨教徒们肯定是第一个被邻居们烧死的。姨教徒鄙，未能远谋。
——这样的现实条件对保守主义不利：
在现代民主世界中键盘政治家没有人身危险。“抱团武德”、“集体武德”、“组成能烧死塞尔维特的共同体” 这种三百斯巴达勇士为克服心理犹豫抱团烧死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被姨教徒审美观奉为高贵德性的现象不太可能在键盘世界发生，因此抱团效果不大。相反，你是否真诚地相信自己的话尤其重要：启蒙主义者对“智性真诚”“不顾一切说出真理”的无条件忠诚、永远忠诚远远超过了保守主义者。这就是为何在同婚案上双方气势完全不同：支持同婚合法的“万恶的知识分子”与过半数的美国人根本不屑于隐藏自己的观点，保守派却支支吾吾缺乏三个自信。
阿姨教导你们：路径之间并无所谓绝对优劣，只是有的路径适合在资源贫瘠之地生存，有的更能在资源丰富之地发展。无非是说：经济教育资源越丰厚，就越能提高人民的各项素质。越是挣扎在生存边缘，就越适合简单粗暴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则是其中最成熟的。同样是剑桥学派的历史学家强调：一切意识形态宣传都必然在既有（conventional）意义上使用它的词汇，这意味着激进左派无法凭空造出 “未来语”：后现代法左话语必然是从保守派神棍语义库里东挖西挖拼贴一下（典型例子 http://book.douban.com/review/7680709/ ）。所以激进左派与保守主义之间的战争还未开始就已注定前者必输无疑。保守派嘲笑左派是 “意识形态的”，是因为不成熟的新意识形态拼贴得更拙劣可笑，它的意识形态性也暴露得更明显；然而面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者，保守派却转过身来宣称任何价值都是意识形态的。发明民族只是一句空话，不是为了自保于洪水；阿姨之所以虚构洪水，是因为这本身就是最适合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的环境，而意识形态化的环境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保守主义。
6. 姨式保守主义是反功利的
阿姨曾说 “就像蒋介石在时没人觉得他好，等蒋介石失败后人们才开始怀念他。” 这些话本身不奇怪，自干五不知说了多少遍。怪的是阿姨自称极右反贼却也作此判断。矛盾吗？不矛盾。有“逻辑”才有所谓矛盾。因此当你觉得明知某种事态更坏却偏要这种事态是 “自相矛盾”，你一定已经预设了功利主义道德哲学。你啊拿衣服，阿姨乃真·后现代·法左，岂会受制于 “好”、“坏” 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肤浅语言？要时刻记住阿姨学的目的根本不是政治功利的，而是意识形态。“人类依靠意义生活，甚于依靠眼睛和面包。在意义世界中，没有比传统的建立和延续更重要之事。现世的失败和肉体的毁灭都是琐屑而非决定性的泡沫”。它不是非功利的，而是反功利的：唯有炼狱中才有千年的希望，唯有恐惧中才有永恒的信仰，唯有绝望中才有不灭的彼岸。否则心理脆弱者又怎会需要鸡汤安慰呢？Keith Thomas在其专业必读书中指出城市化和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支配所构建起来的稳定世界观是巫术衰落的原因。阿姨反其道而行之：要光复神棍学，就必须先虚拟一个混乱的世界。海德格尔说荷尔德林是诗人的诗人，我说阿姨是意识形态家的意识形态家。阿姨不是某一意识形态的信徒，他代表着一切意识形态的那个 “意识形态性”。信仰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信仰，这是戈培尔博士的名言。他们不对任何价值信以为真，却信仰信仰。顺便介绍另一句更精辟的据说也出自戈培尔的名言：撒谎就要撒弥天大谎，人们只对弥天大谎上瘾。
意识形态可为现实政治服务，政治局势为何不能反过来为意识形态服务？阿姨曾直言不讳地将发明民族和 “重启历史” 并称。正如阿姨明知地方主义组织资源之孱弱无法与全民跨阶层跨地域共识的组织资源相比；他也不认为后现代 “认同政治” 比现代的共识政治更可欲（desirable）。然而 “desirable” 是堕落的功利主义者的语言与尺度，阿姨不屑一顾。阿姨所做皆是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优势，而非他那套深奥难懂的 “七成正确”：任何七成正确仍是关于功利最优解的 “七成”。况且保守传统习俗在此地根本不正确：任何地区的 “保守主义” 若想获得一定规模的支持，其内容都由本地习俗决定。他说天不生大英万古如长夜，说现代性乃从英格兰古老习俗中 “生长” 而出。具体哪些习俗？英格兰男女能否结婚自古与经济挂钩，黑死病后农民财产增多更形成了只有一定经济水平的男女方可结婚的习俗，因为不愿新添赤贫人口。该习俗令早期近代英格兰男性为经济积累平均婚龄达27岁，女性25岁，1600-20出生的人口中有20%终身不婚，在穷人中比例更高。这时你们倒谈起穷人就该多生，养儿防老了？英格兰在工业革命之前两百年就普及了nuclear family，你们倒赞美起闽粤大宗族了？保守主义对习俗的袒护只在习俗碰巧以unintended consequence方式符合现代性时才未沦为反动。你们也知曼德拉既要现代民主又舍不得非洲文化是药丸的，怎么到了自己头上就开始捏什么“楚国古老宪法”了呢？
2012年时我曾看到王某一条微博，大概是说当下也许正是考验与恩典，若某国和西方一样不存在这么多世俗不公，基督信仰也会淡去。这与他的政治观相矛盾，很多人都活在这种矛盾之中。阿姨不矛盾、不犹豫：他在智力上远超王某之辈，怎会瞧得起这种小市民的政-教纠结？某些姨教徒对大洪水信以为真，这样的棍是天真的；若意识到了政-教问题，这样的棍是感伤的；你姨早就超越了天真与感伤的棍的区别，以要神棍的意志，抵达了为棍而棍的境界。阿姨想得非常彻底：他热衷于攻击俄布党，却从不说大众民主的好话，反而有不少批判之辞。地道的网红都知道生存空间即公知圈或国师圈，阿姨却奋其私智，将自己的生存空间定位于公知圈和国师圈的夹缝，将意识形态置于功利幸福之上。然而韩国、台湾的现代政治之路与英国清教内战、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等强意识形态革命完全不同，凡意识形态强烈的地区不仅转型代价大，而且事后问题不断，伊斯兰世界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也是公知圈和阿姨党之间的最大不同。右圈横跨公知圈和阿姨党，已就意识形态VS功利优先爆发过N次内部撕逼。每种意识形态的信徒都会遭遇当其教义明显不合功利时的取舍问题，选择是迟早要做的。
然而一切功利幸福上的损失在意识形态家眼里算得了什么？维持保守主义对进步主义的优势比一切都重要，为了维护文明的 “土壤” 即便付出亿万性命也在所不惜。不少姨教徒为元首的盲动痛心疾首，怪他葬送了保守主义的未来。元首认为维持日耳曼文化对犹太、共产、斯拉夫麻瓜的优势比一切更重要，屠杀上千万人是为了完成庸人们所不能理解的高远目的，是为了阻止人类堕落。阿姨教导你们：“乐园是不存在的，你若身在乐园之中，一定是有好战的人为你守住了边界。” 与如此伟大的使命相比，功利主义庸人的不解算什么呢？先知是不求理解的。“假如种子不死，无虑花果凋零”——阿姨一再提醒你们诸神之争是残酷的，甚至 “无所谓道德”；肤浅的现代道德哲学家都要皱眉头了，但这在他的立场上很好理解：只要你将 “道德” 一词的词义原教旨地等同于 “意识形态准则”，善恶的界限就仅取决于诸神之争的战果（这就是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分野，自由主义则是两者之间的妥协产物）。历史牺牲得了古代人，现代人这些次要的 “花果” 怎就牺牲不得？没有律法的费拉死了也是德性匹配的下场。功利主义者之所欲是让人人都听得起贝多芬，美的艺术必须超越时代和地域，必须属于全人类：让被诸习俗所严厉分割的，重新团结在一起；在欢乐女神羽翼之下，人类团结成兄弟。这种幼稚的白左理想与深刻的阿姨学相比多么肤浅啊！现代人只顾保存和扩散文明的 “果实”，阿姨学却要营造能产出果实的 “土壤”：只有盲目的希望、痛苦的判决、压迫性的特权、粗粝的普通法、犁与剑、鲜血与土地、部落与祖先，才是汇聚起超人的精神力量再次谱写日耳曼歌剧的前提。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因为黑暗的 “积累” 比文明的 “挥霍” 更重要。这些词汇若有意义，只可能是心智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意义上的隐喻，只讲政治史的阿姨从没谈过这个领域。刘小枫知道 “古典心性” 是政治神学的首要条件，阿姨却从不谈心智史；这是他的愚蠢吗？非也，这是因为history of mentalities的变化更多取决于history of science而非history of ideologies，心智史和装饰艺术（例如埃及的直线、希腊的曲线）的联系都比和意识形态的联系更紧密：例如艺术史学对任何主题的理解最终都服务于对母题的深究，否则这种艺术史就是残次的，而意识形态史却没有这个要求（当然，较严苛的学者会认为这整个学科都是残次的，我对此不予评价）。即便意识形态也表达了某种心智，也是以遮蔽它的曲折方式表达的。心智史与意识形态史不同，它是关于醉梦的历史而非装睡的历史，这个领域宣传家必须躲着走。然而不提 “心性” 是有代价的，它意味着放弃对此的要求（对比：在国产施派那儿“心性”是核心要求），也导致两年来姨教徒素质每况愈下一low到底。只有装作古人和今人心智相同，姨教徒才会误以为只要在政治 “格局” 上复封建，“积累”、“原始丰饶”、“发明民族重启历史” 就能重获可能性。一旦古人心智被历史地呈现，姨教徒们就会怯步于古今人性的可怕鸿沟：中世纪的人不知小时无论分秒，“千年终点” 遥不可及却不知是何年；文盲率98%的世界里没有日记遑论照片，回忆又曾是一片多么广袤的草原。他们不渴望在世间刻下独特个人存在，对埋葬在无名墓碑下者而言 “向死而生” 毫无意义；他们没有历史意识，文艺复兴初期的画家仍认为耶稣的时代与自己的时代并无不同；一生的经验超不出狭小的几十里，山的那一边是异邦山贼，海的那一边是狗头人和双头人；对病人而言，圣物的神迹是治疗的最佳手段，隔壁的寡妇是下咒的最大嫌犯。此种黑暗足以窒息一切精神或物质资源的积累，因为它取消了积累之必要：既看不到改变的可能性，也无所谓对永恒的渴望。黑暗时代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浮沫且安于这一命运，闭塞而狭隘的心智只会如岩石一样野蛮粗粝：他们不顾生死正如他们冷血残酷，皆因尚不知丰富的生命所需经历的幸福与悲怆，后人若将黑暗时代的争勇斗狠也误认作英雄气概、古典德性，便是天大的误解。它所能积累下的唯有 “immemorial past”、“自古以来” 审美误解，为已身居富足和平的世界却无法忍受无聊的叶公制造出龙的幻象罢了。
7. 要虚无，胜过什么都不要
如上是你姨所说的 “自由”，即 “盲目与希望”。我们最后来问：他究竟为何执行这样奇葩的、以意识形态（而非政治）本身为意图的言语行为？我们之前说过，阿姨误以为威尔逊世界扩张到全球即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会作为重叠共识 “基调” “底色” 长期存续（再说一遍，这纯属妄想 http://www.douban.com/note/533572166/ ）。然而这尚不足以解释为何阿姨会采取如此奇葩而极端的宣传。自觉的意识形态宣传家区别于真诗人的特点之一，在于前者皆有明确的目标读者群体，他的极端、奇葩不完全由自己的审美偏好决定，更多是由其目标读者的心理需要决定的，沉溺在该意识形态塑造的心理感觉中的是姨教徒而非阿姨。阿姨说生命就是 “有机的矛盾”，然而古代的真睡者尚未意识到矛盾，梦中的行为岂是咕哝着 “逻辑一致才是病态的” 的装睡者所能再造？逻辑一致不是病态，尚未意识到自己逻辑不一致也不算病态，唯独已意识到逻辑不一致却固执坚持者才病态。
姨教徒一读到古代英雄的坚毅无畏就恨不能生在时光的彼岸。他们如是自我想象：他若能是罗伯特·李，一定会解放了家中的黑奴，再为蓄奴州弗吉尼亚而战的；他若能是朗德纳克侯爵，为旺代封建不惜屠戮村庄，却也不会后悔折回塔楼救下三位孩子的。他们怨恨：若不是二十世纪政治学取消了主人和奴隶的语义，只剩下 “利益群体”，历史女神的胎动中定能产出另一位李将军；若不是二十世纪政治学取消了领主和农奴的语义，只剩下 “利益群体”，他们此生定是有机会追随侯爵大人直到塔楼下的。真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一位解放了自家黑奴同时拒绝为南方服兵役的农场主，或一个火场中舍生忘死救下孩子的普通人，都不曾唤起他们同样巨大的尊敬。盗亦有道给予他们的心理慰藉远大于精益求精，懦夫、奴才和斯德哥尔摩症患者总对善心未泯的压迫者倾注巨大的热爱，“德性” 二字对姨教徒而言不过是屠刀之后的成佛——不用很累也能成佛，只要先射箭再画靶，依照自己那点苟且的心理需要和卑贱的趣味来定义道德就行了。可恨的实证知识，可恨的话语分析。所有怨恨最终汇聚成一句话：若不是现代政治以简单的方法就达成了古代英雄们流尽鲜血都无法保护的幸福，英雄的心灵本不会衰老的。然而这些人有何资格谈论英雄的心灵呢？世上最可鄙可怜的哀叹，就是哀叹自己所知过多再也无法回到愚昧。这是一个人所可能达到的对命运的最大怨恨，这与爱命运的英雄主义岂有丝毫相似？
于是姨教徒说这是虚无主义。什么是虚无主义？他们说：不信意识形态就是虚无主义。这个答案恰是懦夫不敢正视自己的虚无编造出来的谎言。真相是：只有当一个人心理上需要信仰却又无法信以为真时才会有虚无主义。对道德感良好的人而言，若能做到不忍众生苦，又何恐圣教衰。相反对于一边强调宗教信仰一边赞美狭隘、把 “圣母” 当贬义词泼给 “白左” 的姨教徒，我已想不出什么比这更信仰败坏的丑类。同样，我也无法设想还有什么比“一切价值皆源自意识形态”更虚无主义的鬼话，这难道不比“世界没有任何价值”这句nonsense更虚无、更堕落、更丑陋百倍。阿姨认为若无“民族”等想象的共同体，便只剩下“天地不仁、宇宙孤寂”，认为这样的世界中 “史后之人” 注定沦为 “无意义的布朗运动”。这暴露了姨教徒们的虚无：没有意识形态的宇宙是孤寂的？诗人的宇宙何其辽远静谧，音乐家的星辰何其恢弘壮阔，与意识形态何干？保守主义者将生命置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数亿人的民族community幻觉中，然而一旦要把这个community的范围扩大到更久远广阔的全世界他们就不寒而栗。其实想象上亿人的community和想象几十亿人的community都远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能力，因此他们真正恐惧的是等级的消失，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嫉妒才是优越的源泉。
阿姨说“幸福”是末人语言，我想请诸位自省：有几人敢说真正做到了追求幸福，若真要做到这一点又需何等勇气与毅力。顺从邻人道德、放弃幸福是再轻巧不过，颓废者无不如此。姨教徒无能为个体生命的存在赋予意义，需靠想象community的文化同一性以邻人为镜。有人说只求幸福的功利主义剥夺生命意义的完整性（integrity），那又是何种生命意义？在意义的世界里，没有比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更善，没有比众生平等慈悲为怀更博大，幸福怎会和这些意义冲突？懦夫和命运怨恨者把 “道德” 之义篡改为 “给予我心理安慰” 抱团退缩到 “立场” 这种典型的相对主义话语中，竞相责怪对立意识形态是相对主义！他们一边将后现代斥为 “解构性负典”，一边却热爱 “认同政治”；他们嘴上反对多元文化，却不知造成多元性无法调和的正是他们那样的偏执。如此苟且的生命又怎能理解既能承受生命之重，又无惧于存在之轻的现代人。“现代性的光芒……”黑森林里的农民纳粹哲人咕哝道，“比一千个太阳还要亮”，光明若将黑暗扫荡殆尽，遮蔽和去蔽的暧昧游戏岂不是玩不下去了。愚昧者的勇敢只是因为不深思，当他们一停下来思考，就怯懦了，“爱愚昧”的反智之徒不仅愚蠢而且懦弱，更是等而次之。然而现代人早已能安享宁静欢乐，不以挎剑终日的浮夸之举为武德，是因为我们的勇气源自我们相信自己说的每一句话。且我们相信：未来属于那些更严肃地对待生命，更严肃地相信自己所说的话的人们，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如此，在异教衰落基督教兴起的时代如此，在路德的时代如此，在伽利略的时代如此，在戈尔巴乔夫的时代如此，在当今也如此。
结论：
阿姨学出自一名自比小册子作家的英国史博士之手。只有将其当作以意识形态本身为目的（而非借意识形态实现政治目标）的言语行为（speech-act）时，它才可能被不含矛盾地理解：这意味着不仅不能将它视为命题或政治学模型，也不能将其视作为达到某种政治目标而作的意识形态修辞宣传。它必须被理解为一股力，无论它的诸多源泉看似多么复杂矛盾，其思想倾向（即其合力）的方向是异常清晰的。只要能结合当代的语境，并具备和刘仲敬相当的专业知识，推论出阿姨学的意图与手法是不难的。然而这样的 “意识形态（解释体系）先行” 的做法不可能长久，阿姨最初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早期扩张招揽信徒。意识形态若要不暴露出荒谬性则必须依靠良好的直觉，这种高要求远超一般外行的能力：对外行而言要么信仰要么不信。因此姨教徒的日益疯癫化是必然的事情（在一个已经祛魅的世界，对于仍决定坚守意识形态的信徒而言，原教旨化是必然的事情）。现如今原教旨姨教徒已是阿姨（乃至中文世界的保守主义）的负资产。他们的存在使刘仲敬难堪，无法公开放弃自己建立的“解释体系”。
我们时代的意识形态不再单向地为政治服务，一些政治规则本身是为意识形态 “心理需要” 续命：意识形态就像毒品，既制造心理需要，又满足它。区别在于后现代主义者是为了让意识形态一直以“后”“后后”“后后后”的半死不活方式闷声大续命，然而阿姨想要获得宣传规模，即便不可能玩儿真格的也得装作玩真格的，才能显得比其他意识形态家更真诚些。阿姨的真正思想资源就是他的学术训练（而非如他所说是19世纪麦考莱那一套）：深知极端保守主义只有在乱世才会被需要，单纯的洗脑无法抵御世界的祛魅和智性启蒙的步步进逼，所以他要营造洪水的修辞意象。马克思的教诲他一直谨记：意识形态没有独立的历史。必须有政治经济史的结构变化，才能塑造有利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条件。
阿姨承认自己是个小册子宣传家也是迫于学界压力，不可能装作自己说的是真话，于是就坦言阿姨学只是“说说而已”的宣传品。我能在此文中作出以上判断恰是因为阿姨绝非 “民间史学家”：正因为他的英国史训练，他故意犯下的这些大错才这么有迹可循。阿姨学的所有谬误和隐瞒都指向一个结论：它完全蔑视世俗幸福，为了让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获得优势一切皆可牺牲（但这并不意味着刘仲敬蔑视世俗幸福）。秦晖说他有滑向法西斯的危险，后来姨教徒中就流传一句话，大意是若是极权说你法西斯，说明你是对的，所以“不要怕被极左说成法西斯”。他们活在一个被虚构的极左和极右厮杀的屠宰场里，虽然荒唐，姨教徒还是信了。1991至今的四分之一世纪可能算得上人类史上最安全最繁荣的时代，然而在极端的年代——请意识形态家们记住了——从奥斯维辛到神风战机，无谓血海里的每一滴血，都浸饱了你们及你们的狂信者们的罪孽。
P. S.：
这两万字的 “阿姨学研究” 是去年写成的，它是一篇关于21世纪初汉语世界意识形态小册子的文章。我常说凡意识形态皆须制造集团对立，唯有削弱之方能追求世界大同；凡意识形态皆需 “扎根” 于古老迟缓的过去，唯有削弱之方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未来。我是在他首次公开露面讲 “缺少土豪的世界” 时就立刻批判他，当即称其为 “神棍语” 进行语言批判的。那时很多人觉得他是史学奇才，不过是自己外行罢了。有人佩服他旁征博引，也是外行之见：凡治史学就没有不旁征博引的。同样篇幅的史学论文的参考文献得有哲学论文的三倍。别的学科都精研核心材料，唯独史学要求泛读大量文献。阿姨谈商鞅还好，谈起《利维坦》也是《商君书》的水平就明显是在胡诌了。这也是为何意识形态宣传小册子只可能以（伪）史学面目出现，很难假借法学或政治学。阿姨最多狐假虎威地借自然法之名反对实证法，是不可能和你谈哈特与富勒，讨论下 “最低限度自然法” 是否多余的。
要说历史学的方法革命，“古史辨” 式的对史料的怀疑意识只是做侦探的基本素质。然而重构历史远比重构案发现场复杂得多：案发现场的时代语境是现成的，重构历史却必须构建出它的语境来。因此当今史学界正在发生一次 “语言学转向”：当你使用某概念重构历史，首先要说明此概念是否恰当。这道坎大多汉语学界的学者还没跨过去，很多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谈 “启蒙”、“民主” 这些大词时，仍会令学哲学、政治学的同学们瞠目结舌，阿姨学这种通篇玩虚假概念的文本能大行其道也不足为奇。
启蒙要求揭露权力与语义的关系。只有揭穿了意识形态之后，自然的价值判断才能显现，秩序与可能性才会变得清晰：媚俗将无法伪装成优美，神棍也将无法伪装成崇高。本文挑选阿姨学作为案例，是因为它代表了意识形态家的最彻底的意志和最高妙的谋略，将欧洲史上曾有的各种弥天大谎活学活用到了极致。意识形态本是神话传说中的怪物，意识形态批判乃屠龙之技。本文不仅是为了帮助更多人看穿阿姨学：真正有价值的批判永远是借批判某个具体对象，来展示批判方法。凡是看穿了阿姨学并掌握了看穿它的方法的，都不会再受到任何较粗劣的意识形态诱惑。我曾推荐学英美语言哲学的人读海德格尔：倘若你能操着《我们赖以为生的隐喻》或《哲学研究》中的思路，把晚期海德格尔解剖得一干二净，那么任何玩弄语言的粗劣把戏都不可能瞒过你的眼睛。
讽刺的是，阿姨学最好的防卫正是学理上的破绽百出：读惯了学术书（顺便推荐 http://www.douban.com/note/521885657/ ）的学院派早被这种浑身破绽到处咆哮的疯狂行为惊得瞠目结舌，之前有几位学者尝试批判他，也就寥寥几句无从下笔。《我的奋斗》在德国出版令负责批注的学者们无比头痛，因为面对此类疯狂文本根本不知从何驳起。任何针对阿姨学的史学真伪批判都要耗费数倍于其的篇幅，此时阿姨已经炮制出了更多谬论，而姨教徒凭借 “你未能批判阿姨学之整体” 总能精神胜利。
当代西方大学收纳税人的钱供给文科的重要功能，即培养权力和话语的分析者，成为其道德理想的卫道士或其政治实践的修补匠。其原理就在于日常语言和现代民主之间的相辅相成。几代语言哲学家和史学家的操练，就是为了磨砺对民主的潜在敌人的敏捷反应，将这种斯宾格勒式神棍语镇压在歧视链底层。这就是作为当今政治经济装置一环的西方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国内学术界对阿姨的确少有批判，使得姨教徒得以吹嘘阿姨老仙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法驾中原。除中国学术界水平不如西方外，也因中国学术界不对现代民主负责。海德格尔说思想要有 “扎根性”，施特劳斯说博雅教育是守护 “土壤”，前些年这俩人在汉语世界大红大紫，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变化之急乃人类史上空前未有。阿姨在文青民哲神棍界被硬捧成教主，也是因为此。
凡读过《西方的没落》者都知道阿姨在修辞上完全无法与斯宾格勒相提并论，那是大神棍时代（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36851627/）。阿姨自称轻辩论重宣传，是在和我这类人比；若和斯宾格勒比他简直是个学究。当代学术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自觉极大地增加了神棍的生存难度。姨教徒读过斯宾格勒吗？真·神棍之心也，不知比你姨霸气到哪去：从头到尾开脑洞说胡话，全无提防辩论的蛛丝马迹。相比德棍的悲观，英美神棍已算进步：真·科幻作家H.G.Wells的The Outline of History中的 “未来世界政府” 到福山皆是例子，而神棍学最高水平当属69年Kenneth Clark在BBC做的纪录片Civilisation。阿姨学模仿了上述神棍们的某些诗学意象，但却是自觉受宣传意图驱使；装睡者只能拼贴破碎的意象，却无法模仿真睡者的浑然不觉。
阿姨学暴露了学术界的孱弱。由于它是意识形态宣传而非史学，其对政治哲学界的羞辱大于在史学界引发的尴尬。而当今政治哲学的问题远不仅是汉语学界的，而是世界性的。人无论持何种道德哲学，道德行动皆需出自善良意志；无论研究何种政治，政治最终必然归为自利的暴力与算计。两者对人的心智的影响截然相反，却又缺一不可。政治学最终是以赏罚写成的实践伦理学，研究越深，普遍关联的现代生活世界就越向你展露它的全貌。因此研究越深所涉越广，对研究者的心胸和勇气也会要求越高：研究中世纪村社的史学家只需关心一村邻里，研究现代政治者必须心怀天下。“无偏见性（impartiality）” 由启蒙时代的思想要求变成了现代世界的现实要求。学者也是人，其所赖精神滋养仍源自生活，依赖青年时代形成的性情和审美，这方面百年来进步不大。结果很多学者的精神强度不足以支撑他们在面对一个比原来大得多的世界时的智性真诚，本该最是山巅风光无限，他们却觉得高处不胜寒。朋霍费尔说愚蠢之缺陷在于道德能力而非智力，而先哲巨人们最令人动容的，也正是其严密朴素的文本背后漫溢着的英雄气。近半个世纪以来德性论哲学的出现恰恰说明德性出了需要解决的病症，这在莎士比亚与贝多芬的杰作中是不存在的。谁能说今人的精细严密和古人的勇敢骄傲无法并存。然而对于无力在赐福世界的过程中赢获生存价值者，向意识形态妥协以换取 “意义”、“幻觉” 和 “立场” 偏见几乎是必然。更何况这是在一个连新左 + 施式保守的奇葩都能成为教主的、甚至开着廖凯原思想课程的学术界，镇不住 “刘仲敬现象” 绝非意料之外。
本文初成于去年秋，却等了半年才加以修改并贴出：执念可破而不可断，若在很多人爱阿姨爱得死去活来时说这些，他们怎听得进去？但如今，除了少数癫狂的姨教徒外还有谁会信什么古老宪法、封建、土豪、民族发明学呢？就连刘仲敬本人都很少谈这些了。不止一人曾问我何不写长文批判阿姨学，我都说长文早已写好，但“批判”是没意思的，不到阿姨学气数已尽我不会发出来。我宁愿剖析一段刚刚过去的历史，也不愿在其如日中天之际击倒它；宁愿让这阵话语癫狂耗尽老死，也不要让它看起来偶然中断、命不该绝。这也让那些没节操却懂些史学或政治哲学（大多政治哲学本就是意识形态）的人看清：不要看阿姨一时暴得大名就欲步其后尘，不用太久你就会看到阿姨学成为刘仲敬的负资产。大家都是聪明的年轻人，但聪明的年轻人是很多的，且很快会越来越多。国人水平虽差，但亿万之众绝不缺聪明人，岂容怪力乱神胡作非为。这是一个不屑于隐瞒自己观点的世界，网络令政治话语空前裸露：政治哲学的交锋最终拼的不是修辞，而是你的语言能有多无私，你就能有多无畏。阿姨该知足了，你能把那些僵尸词汇折腾上两年，已是人类奋其私智的极限；我手下留情到现在，则是为了让时间自身展示这一极限。阿姨学贵胜而不贵久，然而在这个加速变化的地球村，意识形态话语只会越来越短命。就神棍学而言刘仲敬高于田园施派是肯定的。成于互联网幼稚期的施派能忽悠上十年，阿姨学却注定比施派隐微术更快地沦为笑柄，绝非个人才智所能弥补。后来者水平再高也注定只会败得更快：小枫、仲敬尚能在史书上留下一笔墨迹，你们绝没这个机会。思想之力贵久而不贵胜，你们的每次失败都会增强人们对神棍话语的免疫力和批判意识，每次短命的发明话语都会推进政治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政治哲学大词已经越来越暴露为省察而非信仰的对象，我们就看着一代代意识形态家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等这些走马灯越转越快，快到了只剩下模糊一片时，它也就该结束了。
公知、时代性和时代错位
—— by 豆瓣 Non aliud
1. 公知的时代性和“我们”是谁
我历来觉得，既然右狗是从右派“进化”来的，那就该给右派更多的时间，让他们自己去觉悟。哪怕不能觉悟，保持为右派也是好的。他们在现实中无法政治正确，但至少在良心上政治正确。然而，当右派用自己的毛毛虫形态去嘲笑蝴蝶的成虫状态，用他们智性的犀利攻击右狗在“言语行为”上的驽钝时，问题就来了。对于见识过从卵到成虫的蜕变史的蝴蝶来说，毛毛虫的世界观并非毫无道理，但错就错在，毛毛虫以为自己的世界就是全部的世界。这导致了这样的尴尬：除了等待毛毛虫自己蜕变而进入新的世界，任何说理对他而言，无非是一种时空错位的狡辩。他会把自己不理解的东西，当做一种时代错误（anachronism）、当做过时了的东西或被时代超越了的东西（神棍学），而加以拒斥。由于他只有自己的时代性，由于他不理解其他的时代，所以他也根本分不清，那些他理解为时代错位的东西，到底是被他的时代超越了，还是超越了他的时代，他只能以时代错误笼而统之地概括它们。对他而言，他的时代就是全部时代，其他一切都已经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这是他所有论点的前提。
我们必须先分析这个前提，才能理解他想要表达什么。什么是他的时代性？他的时代性，也为公知们所分享，“我讲旧常识”本人就是公知，而且他对这个角色的胜任超过同侪。公知在我这里毫无贬义，我的异议仅仅在于，他们自身所理解的时代性有很大局限。所谓公知的最日常表现是，将自身对社会正义的体悟和理解，用说理和举例的方式晓谕大众，而由于本土的正当性案例过于匮乏，他们通常引证外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例子。医疗养老保险，北欧西欧来说话；学校教育和家庭暴力，北美来说话；政治制度和人权，西方来说话。凡是本土发生了什么问题，他们都可以拿出一张“来来来，让我们看看国外怎么做”的答卷。这答卷有时可以是完美的，但作用越来越渺茫。我这里仅愿意提他们的正面作用渺茫，而根本不忍提他们的副作用之巨大。当公知的作文模式成为一种非援用埠外案例和普适价值而不能措辞的时候，它本身就是民间八股。公知的时代性就表现在民间八股中。
民间八股暗含着一个时代性的前提：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所有人都应该按此时代的原则行事。这里的时代性与普遍性直接关联。我们注意到，在公知话语中，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等于遵循时代原则的“所有人”。公知通过原则的普遍性，推出了“我们归属于所有人”的人之普遍性。我们，等于所有人？不，这只能是启蒙理性的幻觉。启蒙理性借助认可所有人身上都配备的那一点点理智，而为人与人之间基于理智的可沟通和可理解性做了论证。但这种对“所有人”的论证，并不是对“我们”的论证。“我们”的来源毋宁不是依赖于理智，而是依赖于我们生存着的周边世界，甚至于理智本身还需要诉诸这个周边的“生活世界”来获得根基。公知在民间八股中阐述的普遍性道理，就仿佛毛毛虫认为绿叶对于自身生命的价值是可以被卵、蛹和成虫都认可似的。毛毛虫把自己的生命时代打包为一个整体时代，并把自己的生命价值理解为普遍价值。这只能说，它带有井底之蛙的乐观。不同生存世界的层级结构，以及在此结构上的格局认知差异，才是构成真正普遍性知识的基础。这一点恰恰是公知的话语背景中暂付阙如的，或者说，他们对自己使命的理解，造成了这种缺失。公知的“拿来主义”让他们误以为自己是正常居民——也即“我们”自己——的启蒙者，当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到来自“所有人”的嘲笑时，他们表现得像堂•吉诃德一般悲壮，和不明所以。我当然也痛恨对公知的嘲笑，但那种隐藏在“所有人”背后的知识炫技者，比如理客中，实际上只是“拿来主义”的另一种运用。真正所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对“我们”的定义。共识政治的幼稚，就在于他们认知格局中的时代性局限：他们以为共识可以在知识层面上建立，道德可以通过底线伦理来提升；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这种共识政治来临之前，有多少时代和多少人为确立“我们”的认同，做出了多少无声无息的牺牲。
简言之，公知的时代性局限，就在于他们对普遍性的认知还没有达到真正整全的地步。上面我们提到了，某个时代的普遍价值，并不等于所有时代的普遍价值。比如穆斯林妇女的头巾对8世纪伊斯兰世界很重要，20世纪时逐渐放松，21世纪其重要性又开始回潮，头巾重要性的浮沉涉及该教对妇女贞操价值的认知变迁，而妇女贞操涉及妇女在此文化体系的作用、地位。同一体系内部的价值变迁很能说明普遍性的时代因素。但是，还有公知型右派会说出一个更加振奋人心的观点，他们认为自己的时代不是小时代，而是标识整个文明进程的大时代，既然人类已经顺着进步的阶梯，走到了现时代这一步，那么，这个时代就是全部时代的最后结晶，它就是普遍性的最终结论。
秉持这一进步史观，公知或许还会反唇相讥，他们对于自由民主、全球一体以及永久和平的认知，恰恰是站在蝴蝶的视角才看到的文明曙光，而封建自由、土豪凝结核和立宪法统，才是人类历史上幼虫阶段的认知图景。对此，我们可以轻松作答：欣羡蝴蝶的美丽，怎可厌恶幼虫的鄙陋？我们现在可以完善这个关于毛毛虫和蝴蝶的比喻了：倘若一种普遍性仅仅奠基于任何一个时代——不管是毛毛虫还是蝴蝶，那么，它都是片面的、狭隘的普遍性见解；唯有那照顾到了各个时代，并能够以游走的姿态整全地看到所有时代的普遍性，才是真正的普遍性。单单从蝴蝶而言，它若只注意自身时代的灿烂，就并无资格嘲笑毛毛虫的简陋；唯有一只有记忆的、经历了轮回并且准备再度产卵变蛹的蝴蝶，才具备了整全的普遍性世界观。现在我可以说了，阿姨就是这样一只蝴蝶，他热爱成虫时代的精美，也热爱幼虫时代的丰饶。绝不要在一个线性的时间观里看待多时代性：蛮族所包含的文明价值可能比文明人的文明价值更多更大；文明进入一定阶段，都是在消耗它的积蓄，而不再能继续创生；因此那种关于人类从部落、民族向着国家、联合国乃至银河帝国的联合想象，其实是没有多少根据的。地球人类在“威尔逊世界”的秩序输出中达到了国际联盟-联合国形式的联合形态，已是两希-日耳曼文明的自组织资源的奇迹——民主国家之间有了短暂六七十年的和平，人们就敢于宣称这种和平已贯彻地球了？同时，也绝不要在一个单纯讲究差异性的共时时间观中看待多时代性：共时时间观试图把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性单纯以差异为理由将它们安置在地球的不同平面空间里。于是，各自差异的时代性获得了空间上的平等地位，原始人、农业文明人和工业文明人获得同等的文化对待。文化精英要求自己忏悔殖民主义的文化罪恶，宽容异己文化，从各本土文化的自身处境来评判他们所能认识的价值。
共时时间观是线性时间观的一个自身进化，是线性时间观的胜出者纡尊降贵出来安顿那些失败者而产生的文化认知图景；但最终，也即现在，共时时间观借助自己所主张的平等、宽容之难易等级和有效程度，而宣称它就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现代西方的文明人，几乎一律把祛魅的世俗化理解为自身文化的成功秘诀，反种族主义就建立在这个根本认知之上。当然，现在他们已经隐约觉察到了这个文化密码中的bug，伊斯兰恐怖主义“以事行言”所要打入西方社会的特洛伊木马，恰恰是要利用你的世俗化，来实现自己的复魅过程——倘若西方社会敢于永远地这样世俗化下去、也即宽容、平等和一人一票下去，那么，他们的原住民将成为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将守护不住自己的统治秘密。
如果说，西方社会从线性时间观走向共时时间观，是一个自身穷尽其文化资源的过程，那么，一个中国的公知同时宣称自己持有西方文明优越论的线性时间观和文化平等、价值相对的共时时间观，就是一件格外吊诡的事情。毫无疑问，按照线性时间观，公知有权宣称，凡是优秀的东西，我们也必拥有；但是，按照共时时间观，公知的正确做法，难道不是强调自己的国情、发展阶段和文化差异，并把自己的发展需求压抑在上述理由可容忍的范围内么？中国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分野，正呼应着上述逻辑的分裂：与其说新左派错误理解了中国，不如说他们正确理解了西方。而之后继续战斗并转变成公知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是否尝试过，去理解这个悖论？在阿姨之前，我从未见过深入实质的解答。大部分公知不从事理论生产，而从事理论生产的自由主义者在2007年的一场“自由主义的自我反思”中努力吸收左派、抨击右派，这场对谈直到2016年发表仍然可称理论前沿，而里面的很多人此时已经觉得“左翼自由主义者”的称呼非常适合自己。自由公知总是有气无力地在为他们的优秀文明样板背书，每逢本土出现一点似乎对路的异动，就欢呼雀跃“这是个进步”，而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只能看到逆流，且逆流成河，如同他们的悲伤。
中国自由主义的视域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才是阿姨学开始的地方。阿姨奉行一种——笼统地说——循环的时间观。简单而言，循环时间观就是将事物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的持续发生事件来看，它各自有其产生、繁荣、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循环时间观不是将事物的意义维系于它的完成，而是维系于它的发生。恰如尼采“同一物的永恒回归”所具有的形而上学意义一般，在这种历史认知中，承认各种价值的时间因素——即它们会在一定分寸上生成，一定分寸上灭亡，并不具有虚无主义的毁灭力量，而恰恰代表了壮健的生命力本源。以线性时间的最终完成为基础的共时时间观，它里面包含的相对主义元素，才是循环时间观所要批判的虚无主义内容。因此，生命力，或曰“原始丰饶”，才成为这种循环时间观的核心环节。然而，要理解这种循环时间观并不容易，它不是一个在因果轮回和天命世界观里通常所表现出来那种单一价值体系。因果轮回的世界观只是将线性时间观的头尾相联，它提供知识价值，但不提供多层级的整全视野，或者说，它把单一价值体系理解为了整全视野。然而，我们在这里要介绍的循环时间观，并非单一意义系统，而是另一种（不同于共时时间观里的）多元意义系统集。对此的一个简单哲学解释是，我们认识事物总是在一定的视域中形成注意力焦点才得以感知的，视域系统就是意义系统，也即阿姨所说的格局，而整全的认知并非在一个视域里看到全部，而是将同一个事物置入多重多样（无限的）的视域背景中加以认知，于是，这里涉及的一个重要的能力就是层级跳跃，或者视域跃迁。我们需要具备在不同认知格局内跃迁的能力，才能获得事物的总体认知的可能性条件。循环时间观首先训练的，不是材料的感知能力，而是格局的认知能力。阿姨对此的强调是不遗余力的，然而能对此有真正认识的人也少之又少。那种陷入固定格局的知识人的领悟能力如此之差，甚至于还不如史学的外行或者文盲。阿姨所博得的“神棍”的名声，也清楚反证了这一点：学科枷锁中的人将自己不能理解之物统统视为神秘，且是在贬义意义上的神秘。
视域跃迁是一种稀有的能力，它并不是“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怎么看，从那个角度怎么看”的通俗辩证法能力，它不是视角主义。视域跃迁既能在单个视域内做出具体而微的洞察，又能同时兼顾这一洞察在诸视域中的有效性。我们可以将视域跃迁类比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自身螺旋式发展，然而，黑格尔体系是一个逐渐登顶的封闭体系，而视域跃迁毋宁是开放的，同时也可以跳跃的，登顶并不是视域跃迁的目标。在视域跃迁中，总是不乏这种担心：一个视域越是高阶，它就越有凝固、僵化、堕落的风险；而低阶视域中的意义世界反而是生命力的源泉。让我们举个例子。当阿姨说文明的标杆在于现代欧美，并高度赞扬威尔逊世界时，这是在说欧洲文明的高阶视域中的情景，而另一方面，当阿姨又说现代欧美的文明基础在封建自由，并高度赞扬野蛮人德性的时候，他阐述的实际是低阶视域。封建自由并不必然导致威尔逊世界的自由民主，在这两者之间经历的比如绝对主义对封建自由的反动、启蒙主义对绝对主义的再反动，以及后启蒙时代的后现代主义对启蒙主义的再再反动，才有现今看来温文尔雅、民主和平的自由世界。辉格曾质疑说：“封建只是孕育现代宪政的一个良好土壤，但现在的宪政和封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封建不等于宪政，既然你要追求宪政，为何不直接从当代宪政资源中去挖掘，却偏偏舍近求远，硬要选择前-宪政时期的原始地基——封建自由——呢？历史也表明，有封建不等于必然有宪政，而即便求得封建自由，实际也不等于能赢得宪政民主。因而，这是何苦？
我觉得，对此的一个晓畅解读，可以消除阿姨学中的很多困惑，浅显的比如说，为什么阿姨学总是显现出自相矛盾的叙述（这一点“我讲旧常识”专门摘出来作为“方法论”问题论述了），为什么阿姨学否认历史的实证研究和因果性的事件还原（这一点是学院派自以为抓住所谓“神棍学”把柄的地方）。但我觉得，解读的重心应该在于，阿姨学如何突破了中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话语，如何扬弃了他们自身看不见的理论屏障，以及如何放弃了他们简单初级的工作方式。
如前所述，启蒙自由主义者或者公知右派的工作方式是，拿来主义，填补空白，知识碾压以及良心呼号。我并不是说，这种方式是错误的，翻译引进新知识，提供案例经验，唤醒良心力量，这对于任何求知者来说都是有益的；我是说，这种方式是简单初级的。尤其是，当这种知识分享定型出游士人格时，它就变得越来越无益。知识分享型的游士工作，除了激发出同样属于游士的另一类知识分子，跟他们唱对台戏似的同台竞技外，已经没有多少效果。如果知识的呼吁是有用的，游士们至少应该首先已经为自己争得话语的自由权利，哪怕是学术的自由权利吧？前文已经指出了，公知游士在自身理想和概念推导过程中的两个错误，对此他们无法克服，甚至从未意识到：1. 公知游士同时肩挑着西方线性时间观和共时时间观的两种最高文明理想，前一种宣称西方文明为唯一样板，后一种宣称西方文明以容纳和尊重其它各种文化形式而使自己成为唯一样板。当公知游士站在一块非西方文明的土地上，寻找精神上的理想栖居地时，他们若坚持前者就会犯下种族主义的错误，若是坚持后者就等于为落后、愚昧、倒退辩护。2. 公知游士分不清“我们”和“所有人”的区别，他们对民众的启蒙工作跟外交部向外国使节发布抗议外交照会属于同等性质，都是对自己的非管辖区喊话。他们觉得自己说出来的是普适的真理，普适的真理就该给普遍的人群去听。然而可怕的是，随着他们呼喊分贝的加大，公知的敌人也相伴增长了。这是怎么回事？公知可以有很多响当当的理由为自己的失败辩护，比如说，因为公知们理性的声音受到了有组织的干扰和对抗。然而，这恰是问题所在：公知与他们的说话对象并不处在同一个利益共同体之内！你以为民众不清楚你的道理么？他们清楚得很，每当他们自己的利益受到实际损害，他们就会跳出来，运用起公知的语言！“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如果说民众其实清醒得很，那么装睡的人就是公知们自己：他们装作自己不知道民众其实已经知道；他们装作自己不知道他们的说教只是在进一步消耗话语的力量。如果一件事情的意愿足够强烈，人们通常会对此意愿保持沉默；只有对这个事情的具体进程才有激烈争论的必要。如果公知们在激情地召唤某件事情的意愿，那只能表明，这件事情还没有多少人愿意做。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只装睡的公知！
现在来看阿姨学的理论思路和工作方法。按照前面所述循环时间观，阿姨学并未将一个文明视为凝固不变的某个状态，对此可以用性质描述的方法完全呈现出来，阿姨学毋宁将文明体视为生物有机体，它有自己的产生、繁荣、衰亡和解体的过程。这一见解在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历史学（同样也被称为神棍学）巨著中早已举世闻名，然而他们自身作为西方文明一员，使得这一史学的时间观淹没在了对自身没落文明的无情批判（斯宾格勒）或扭曲成了多元文明大合唱（汤因比）的结局中，或许唯有在一个挣扎着的末世文明中，才有对此时间观的璀璨运用。在阿姨学看来，文明体有生有死才是真正的同情之理解的前提，看着衰落的文明体死和扶助初生的文明体生，是再自然不过的文明铁律；一个文明体的繁荣既成和衰亡堕落阶段，实际是它在消耗文明资源、释放文明之烟花的过程，因此，更重要的是去考察这个文明体的出生和发展，判定它自身秩序资源的天花板，天花板的高度决定它未来发展的高度；要学习一个文明，最好不要学习促使它衰亡的举措，这往往在它的繁荣阶段已经奠定了，我们要学习的是使这个文明繁荣的举措，这往往只在它出生阶段显现；然而说到学习，并不只是照搬举措而已，恰如个人的学习是一个人格的养成过程，文明的学习是一个民族性格的养成过程，而民族性格首先依赖于民族的筹划和认同。文明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其兴衰有如四季的变迁和气候的更易，各自有其季候的学问。文明季候学并非将文明看成一个持存实体。它不是单纯把文明的某个繁荣阶段摘取出来，视其初长阶段为不成熟而鄙弃，视其衰老阶段为不幸而惋惜。文明季候学要把握的恰恰是将诸时代性聚拢在一起的整全普遍性，恰如在四维时空中观测三维时空一般。文明季候学的历史观察者，是在建立一个四维体的历史档案馆——要在里面搜集资料，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我们的眼界从三维提升到四维。在如今的时代，我们看到，新生文明正在挤压古老帝国的生存空间。古老帝国的遗老遗少不掌握文明季候学，就永远会一脸委屈地叹惋古代的辉煌，以错误的方式运用传统力量，扼杀自己的生命力。朽木腐烂，只能长蘑菇；种子发芽，才能成大树。新生的种子最重要的认识，在于分清谁是“我们”，谁是“他们”。我们要改变“你们”的规矩，是困难的，因为你们的国已经延续千年，腐烂是缓慢的；我们要立下自己的规矩，却要容易得多，因为新生极易疯长。
公知的错误，就在于把“所有人”伪装成“我们”，并要求“所有人”和他们一起洗心革面，迎接新时代。这与他们对时代的普遍性真理的狭隘理解紧密相关。鉴于他们的自身身位，实际上他们是把别人的时代当做了自己的时代，却总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出生在错位的时代：他们伪装自己在正常的土地，和正常的“所有人”生活在一起，说一些正常的道理，就能让生活更美好。他们实际上就是装睡的人。现在，这里面的一个公知——我讲旧常识——骄傲地站出来，批评阿姨学说，你这种神棍学，你一心想要回到落后的封建时代，你这种意识形态的小册子，为的就是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宣传。我们能相信他说的话么？
2. “我讲旧常识”的自我主张
以上之讨论，当可看出我与公知右派讨论问题时所抱的善意和诚意。还是那句话，右狗既然从右派而来，就理应对右派抱有善意和诚意。我尽可能从事实出发，来廓清问题，而不是为反驳而反驳，增加敌意。我觉得，在“我讲旧常识”的整个批评中，重要的似乎不再是他批评了什么，而是在他的批评背后，他想表达什么，捍卫什么。他在批评中确实带有一贯的主张，因而可以形成一篇学术论文式的批评文章。那么，我们就来看他主张什么。以他的主张为主线，将比他原文中以批评为主线显得更有条理。
在谈到“组织资源”时，他揭示说，“现代社会的组织是跨地区的”，“随着大众民主的到来（文化上的），阶级的消解并没有弱化组织资源，而是铸造了全民规模的共识政治。这种组织资源是最强的。”然后他自以为奇怪地发现，阿姨并没有提倡这种现代组织的组织资源，他推测这里的原因是，“这些较强的组织资源，要么需要依赖他所厌恶的左派意识形态，要么会滑向意识形态的消解。”阿姨要维护的意识形态，就是保守主义。他认为，阿姨为了单纯维护这个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回到封建社会去，就故意夸大了封建时期的组织资源，罔顾了现代社会更强的组织资源。所以，他说，“阿姨不是想要组织资源，他恰恰不希望人们发现：小共同体意识形态对于任何工业革命完成后的社会（无论是否已完成了大众民主）都是多余的——不仅多余，甚至会削弱、撕裂共识政治的组织资源而非加强、巩固它。” 此处隐藏着“我讲旧常识”对阿姨学的一个巨大且关键性的误解，我将在下一节阐述。
在谈论“历史终结论和保守主义的处境”时，他宣称“保守派的人数在减少”，其原因大概在于（这里他的言辞闪烁，定义不明），进步主义的启蒙教育使得英美式“习俗保守主义”的“庸俗大众”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少：“总而言之，英美保守主义只能在人数优势期抵抗少数知识分子，当进步主义者在人数上占了优势，当庸俗大众本身大规模倒戈支持同性婚姻，保守主义的败局就无法挽回。”他宣扬启蒙战胜愚昧，尽管他深知愚昧无法完全克服。但是他认为：“保守主义的衰退是注定的，若不能趁此窗口期占领中国，世俗主义的全球胜利就是迟早之事。”“保守派必须毕其功于一役，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启蒙主义者有的是时间，保守派却等不起。” 阿姨学“贵胜不贵久，而功利主义贵久不贵胜”。
在“发明民族与全球化”一章，他把民族发明的内在动力，理解为中央与地方、大国和小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好处。小国有很多小国的好处，大国也有大国的好处，但他认为阿姨不谈具体的好处，原因在于：“无非是因为倘若人们都知道了这些现实好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就成了多余的。”而他的想法是，地区或者小国的好处，可以用“更简洁的理由（就是功利的理由——引者注）直接追求”，更深的原因在于，“安德森这本书（《想象的共同体》）放在中国语境下，恰恰说明无论从时代还是地域看汉地认同分裂皆无可能，发明民族纯属痴话：汉字统一性远高于18、19世纪极端繁杂多样的欧洲语言，且历史发明的浪漫已经过去。” 另一方面，他热情地呼唤全球化之魂：“民族主义退潮是全球化的结果。在我们时代，想要消解单一民族单一国家的认同政治与文化同一性幻觉，是比发明民族远为简单的。”他对于发明民族的担忧可概括为：“用姨学黑话说：发明民族只能铸造一个个（挣扎在达尔文世界边缘）的霍布斯国家，却不可能将其纳入威尔逊世界。”
“姨式保守主义是反功利的”一章的标题即是其观点，表明他自己乃是站在“功利”或“功利主义”的立场来反对阿姨的“意识形态”诉求。“要时刻记住阿姨学的目的根本不是政治功利的，而是意识形态。”“它不是非功利的，而是反功利的。”“海德格尔说荷尔德林是诗人的诗人，我说阿姨是意识形态家的意识形态家。”这一章可以更好地看出，他对“意识形态”这个词的使用主要限定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政治是在去意识形态（包括祛魅、科学、世俗）上为人们谋取功利保驾护航；而意识形态斗争则是反功利的复魅、迷信和巫术。
3. “我讲旧常识”在批评中所犯的错误
他所犯的最大的错误，也即从他立场的根源而来的错误，我已经在前面有了详细论述。当他批评阿姨学是个“时代错误的文本”时，他只是这样认为的：既然现在是宪政民主时代，那么阿姨对于封建时代的倡导就是开历史的倒车。然而，我们之前的分析恰恰表明了，他——以及所有公知——在犯一种不明自己身处何种时代的错误：他们误以为西方社会的时代性就是他们自己的时代性。所以，这里的时代错误恰恰在他们，而不在阿姨学。阿姨学重新审视“我们是谁”的努力，正是在帮助我们自己认清时代性： 借助循环时间观的视角，以跃迁的方式重新定位了自身属于何种时代。
“我讲旧常识”对阿姨学的意识形态批判有两个主要指向：1. 通过将阿姨学定义为意识形态，而指明它有脱离生活实际的倾向，也即脱离他所认为的那个时代性的倾向，而这一点我们已经表明，情况正好相反；2. 通过将意识形态和功利幸福对置，将阿姨学歪曲为一种反功利的小册子宣传、不重实际的巫术信仰，以及人类冥顽不去的愚昧的昙花一现。这种批评可能还没有另一个学院派们常用的批判手法有力，当学院派被自己的知识牢笼所阻碍，也没有力量去了解他们知识边界之外的事物时，就会简单地批评说：这不是科学 or 这是民科。就算阿姨学不是科学——尽管我并不承认，它也比象牙塔里的学问更注重人们的功利。这一点并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但对于患有意识形态恐惧症的人，却可以有一个针锋相对的反驳：他们害怕一种明显的意识形态姿态，会剥夺他们静静地做个好人的权利，却看不到他们想要安静地谋取功利的机会，早就被放在另一种意识形态的虎口铡刀上。
他的这些基本错误已经使我们担心，他是否能真正地跟阿姨学对话。在他眼里，阿姨学不具备科学属性，学术批评无从下手，他勉为其难做出批评，有着这样的意义：“几代语言哲学家和史学家的操练，就是为了磨砺对民主的潜在敌人的敏捷反应，将这种斯宾格勒式神棍语镇压在歧视链底层。” 我赞赏他对“民主的潜在敌人”的警惕，然而如果他就是这么来理解阿姨学的，似乎他已经连他在行文中对阿姨学的基本判断也推翻了。在他的自我主张中，我们看到，“我讲旧常识”无非是一个相信现代自由民主制能够给全体人类带来持续不断的福祉与和平的正常人，他相信启蒙战胜愚昧，沟通战胜隔阂，全球化打通民族壁垒、功利主义创造幸福。此种认识是现代正常绅士的必备常识，然而，据此而以为比阿姨学高明了不少，却又让人匪夷所思。下面我仅举一例，表明他对自认为最重要的阿姨学基本概念也看错了。
在他的第一章中，他谈到“贯穿阿姨学的一个概念就是‘组织资源’”。然后他开始论证，韦伯式（科层制——引者注）国家的组织资源如何之强，继而抱怨阿姨不明智地舍弃这种组织资源更强的跨地区组织，而顽固地坚持“地方主义”的组织。熟悉阿姨学的人，一定会在此处大吃一惊：在阿姨学中，我们一直在诉求这种“组织资源”么？不，恰相反，阿姨学中首要谈论的是“自组织资源”！所谓组织资源（organisational rescources），大体指的是国家或公司所能动用的人力资源、货币资源、物资资源，乃至于军事资源等。组织资源的强大，意味着行动效率的提高和汲取能力的增强，同时一般也意味着维护成本的加大。而所谓自组织（Self-organisation）资源，则与自治（Autonomy）概念相关，它指的是一个系统可以通过自身沟通而达到更高层级秩序模式的演化能力。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组织资源恰恰可以看成是自组织资源的对立面，国家汲取能力的加强，恰恰以自治小团体自身演化能力的衰颓为代价。比较普鲁士绝对主义的政治现代化路径和英格兰君主立宪的政治现代化路径，就可以发现：依赖绝对主义所爆发的组织资源和国家汲取力量，是对来源于自组织的文明资源的极大消耗，而英美战胜在普鲁士主义的阴影笼罩下的纳粹德国，正是秩序形态的胜利。达尔文世界、霍布斯世界和威尔逊世界，并非秩序上升的自然阶梯，而是文明天花板的界限划分。这里意味着：由于自组织资源的缘故，有些生物最多只能达到达尔文世界的程度，而有些则能进而拥有统一暴力机构的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从而进入了霍布斯世界，但大多数文明的进化极限就在霍布斯世界——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保障下的和平，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奢望了。唯有极少数拥有出色自组织资源的人群，才能发展出威尔逊世界的秩序。从达尔文世界到霍布斯世界到威尔逊世界，不是一种进化，而是一种扬弃。达尔文世界可能永远到不了霍布斯世界，霍布斯世界可能永远到不了威尔逊世界，但威尔逊世界的秩序资源中包含前两者。
“我讲旧常识”完全没有注意到“自组织资源”，却一味津津乐道于“组织资源”，并由此出发来反驳阿姨学，可谓攻击稻草人。这一错误的概念总结，大大地降低了“我讲旧常识”的学术批评的成色。“自组织资源”的概念在阿姨学中分量不轻，而一个批评者对此的理解完全是皮毛式的、甚至颠倒黑白的，那我们又怎能期待他能对阿姨学做出准确解读，又怎能期待他能与阿姨学进行有效对话呢？“我讲旧常识”虽然自觉地赞同“威尔逊世界”的秩序，但是从他的世界观来说，威尔逊世界似乎只是在霍布斯世界的秩序中加点自由、民主。这大概是所有无法理解阿姨学的人的通常见识：威尔逊世界的秩序，是在霍布斯世界基础上的一个改良、递进、发展，因而他们自然地把霍布斯世界看成了必不可少的前提、基础。一个强势的有效治理的政府，对他们而言，就是值得庆幸的事——尤其是当他们想起南美的时候。然而，从这种逻辑来看，有着威尔逊世界的秩序追求的公知，只不过是“强国模式”加强版：他们梦想着，在强国上加个人权，就完美了。
公知不满“强国模式”，仅仅在于，对手奉“强国”为终极目标，主权压倒人权；而公知的理想则在于，强国虽然是不错的，但也得兼顾人权。这种两面都得宜的计较，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错误；然而其中最根本的错误在于，他们忽视了，人权实际上是威尔逊世界的专属物，它并不是从霍布斯世界发展出来的，也不兼容于霍布斯世界。因此，如果公知所处的世界是霍布斯世界，他们首先要进行的是格局转换，因为在原有的秩序格局里，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有威尔逊世界的专属物的。那么，如果我们希望拥有人权，我们该去哪里寻找？唯有在威尔逊世界的自身演化世界里，也即在封建自由中。封建自由是威尔逊世界的毛毛虫阶段，但恰恰是封建自由，将通过视域跃迁而发展出自由民主秩序。这种发展并不是因果律的，而是视域跃迁式的，然而，也唯有经过这种跃迁式的历程，才能完成整个威尔逊世界的演变。换句话说，封建自由虽然不是宪政的充分条件，但它一定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它才处在威尔逊世界（这个文明模式体）之内。因此，帝国解体和民族新生，这不是一条政治文明的进化路线，而是一条进入威尔逊世界的跃迁路线。个体移民和民族发明，都是跃迁路线上的事件。
“我讲旧常识”的这种“强国公知”的见识，使得他相信，追求功利是这个时代最可能的事。他把阿姨学的追求视为功利的反面，视为意识形态，从而自以为抓住了阿姨学的把柄。然而，我们仔细想一下，在私有财产的契约毫无长久保障的“意识形态”之下，追求功利是否真正可能？而私产保障的真正源头，不是权力、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文化。文化的精髓，一言以蔽之，难道不就是人与人交往的结晶？“我讲旧常识”在行文中屡次对比阿姨学与田园施派，这两者成为他的梦魇或许因为他们有着过于相似之处，而我在此可以尝试指出两者最大的不同：施派将德性基础诉诸于理念知识，而阿姨学将德性基础诉诸于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小共同体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