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y 秦晖【秦晖旅行笔记】
“两头苦”的叙事
殖民统治恶劣，土著暴君残忍，这种“两头苦”的叙事在著名的瓜曼·波马手稿中体现得更典型。
与殖民地初年就在西班牙出版了名著而蜚声于世的加西拉索不同，费利佩·瓜曼·波马是个默默无闻的纯粹土著。他于西班牙人占领基多的那年出生在南方印加乡村——比加西拉索年长4岁，也更接近基层社会。他的父亲是地方小贵族，身份远不如加西拉索母系那种首都王族之高贵。但与许多南方印加人一样，由于反感北方暴君，也接受了西班牙的统治。波马学会了西班牙语，曾在地方教堂和法庭做翻译，也领教了殖民者的迫害：由于为土著人的地权辩护，他得罪了西班牙人法官，被解雇并且失去了土地，只得浪迹天涯。
到了晚年，他把在各地看到的西班牙统治劣迹写成一千多页的钞本《第一部新编年史与善治》，对殖民者的种种恶行进行控诉，要求恢复土著政权。但他虽反对殖民统治，怀念想象中美好的先民岁月，却也仇恨北方印加暴君，而且他既信天主教，也尊奉西班牙君主。所以他把这本书写成向当时的西班牙君主菲利普三世陈情、投诉的形式，告诉皇上被贪官污吏隐瞒的底层痛苦。他希望皇上能把权力交给土著，让他们自治，而非派西班牙人来统治。而他主张的“善治”，就是在国王赐予的土著自治下，实行“土著美德、基督信仰和欧洲技术的结合”。
约在1615年，他以80岁高龄，在儿子陪同下流浪到当时殖民统治的中心利马，辗转托人（据说是个丹麦外交官）把此书带到欧洲，希望献给西班牙君主，却不幸佚失。从此近300年无人知晓此事。直到1909年，这部手稿才在哥本哈根的丹麦皇家图书馆被学者发现，得到影印传世。
如果说加西拉索的立场是非殖民者的“本土主义”，那么瓜曼·波马这本书显然就是反殖民主义的早期文献了。他虽然对西班牙君主有幻想——那个时代要求一个印加土著是共和派或者革命党，显然不现实。就是到后来，共和与革命也是先在拉美白人中形成的概念，而印加遗民一般都寄希望于“好皇帝”，对于刚刚经历大屠杀的那一代人，寄望于西班牙君主似乎更合理。但是，他如此明确地反对殖民者统治，要求土著掌权，而且谴责西班牙人不遗余力。比起讴歌印加文化但接受殖民统治的加西拉索来，瓜曼·波马显然“进步”多了。
然而，瓜曼·波马不仅与加西拉索一样憎恨印加暴君阿塔瓦尔帕，还对加西拉索不怎么谴责的卢米尼亚维等“暴君帮凶”深恶痛绝，他笔下的卢米尼亚维残酷而嗜血，是大屠杀的主要罪犯之一。这与我在基多看到的“民族英雄卢米尼亚维”的形象真有天渊之别！
如前所述，本土主义的加西拉索今天都得到肯定，反殖民的瓜曼·波马更不用说了。但应当怎么看他对“民族英雄”的如此记载呢？这些材料在厄瓜多尔学术界也引起讨论。有人持否认瓜曼·波马的指控，维护卢米尼亚维正面形象的正统观点；有人则认为，抵抗殖民的壮烈和传统的野蛮都应当承认，考虑那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应该是瑕不掩瑜；也有人认为，那时根本还没有形成“民族”，何来民族英雄？卢米尼亚维“既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杀人魔王”。
作为争论的旁观者，我认为，作为印加帝国灭亡的同时代人，加西拉索与瓜曼·波马痛斥大屠杀惨无人道，并不是基于现代才有的什么观念，就算考虑时代背景，以当时的野蛮风俗为如此出格的惨无人道辩解，也是缺乏说服力的。但瓜曼·波马的叙事也并非不能质疑，除了他是给西班牙君主上书这一点外，南方印加人对北方暴君之罪的控诉也不能排除有派性的夸张。
但这并不是关键，重要的是，加西拉索与瓜曼·波马，他们一为王室成员，一为外省土著；一个接受殖民的加西拉索，一个反对殖民制度；前者基本不骂西班牙人，后者对西班牙人大加谴责。两人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但对北方印加暴君的仇恨却是共同的。笔者觉得，这是理解印加帝国这个庞然大物为什么会一朝瓦解的关键之所在。
“做自己人的奴隶”更好吗
无独有偶，西班牙人在中美洲遇到的另一个专制帝国，阿兹特克人的特诺奇蒂特兰，也是类似的情况。当时的阿兹特克帝国也是俨然大国，穷兵赎武，扩张势头正劲，却被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同样区区几百个征服者给轻易拿下了。除了西班牙人在装备和计谋上的优势，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特诺奇蒂特兰周围诸邦土著都苦于阿兹特克暴君的横征暴敛，因而乐于与西班牙人联手推翻帝国。前不久，我们在墨西哥城与国立人类学博物馆副馆长奥尔默·弗雷瑟教授交流时谈到这个问题。奥尔默教授明确地说：阿兹特克帝国的一朝覆亡，就是因为其统治者残暴不仁，周边部落都受不了，当时已经发生饥荒，但皇帝还要大兴土木，要民众供粮供役，而且任意杀伐，草菅人命。“西班牙人来的时候，帝国百姓已经高度不满，他们把西班牙人的到来看做一大机会，希望趁机摆脱帝国的暴政。于是他们纷纷与西班牙人合作。阿兹特克帝国这个庞然大物，就在一小撮西班牙人和特诺奇蒂特兰周边的无数城邦、部落、村庄的百姓和贵族的共同打击下，稀里哗啦垮掉了。”
最近看到郭学明先生的一段访拉美感言，他看到智利南部分散落后的马普切人部落坚持自主，前后抵抗印加帝国、西班牙人和独立后的智利、阿根廷国家达300多年，感慨地说：“马普切是个发人深省的现象。一个文明落后生活在贫穷地区的民族，征服他们的过程长达几百年。而印加帝国，阿兹特克帝国，文明先进，社会共同体规模大，人口几百万，军队十到二十万，可西班牙人只用几百人，打了一两场仗，就轻而易举地全面征服了。为什么征服庞大的帝国反倒容易？”
其实何止马普切人。北美那些自由的印第安人部落，也没有形成什么强大的专制国家，可是北美的殖民者对付他们，也花了两百年的时间。而且最后也只是占了他们的土地，把他们赶进了保留地，却没能像奴役黑奴那样，把他们变成奴役对象。但西班牙人不仅极快地灭亡了两大土著帝国，而且后来的殖民统治，就是以主要奴役土著帝国遗民而成为与北美最大的不同点。西班牙人为什么能？北美为什么不能？
郭学明思考的结果是：“庞大帝国容易征服，最重要原因是帝国的臣民已经被权力驯化了。只要把最高统治者解决了，整个帝国的臣民就会随之驯服。人口很少的蒙古人和满族人对中华帝国的征服也是如此。集权专制国家对臣民的驯化，是国家抗征服力弱的根本原因。人类驯化了植物、驯化了动物，在这个驯化过程中形成了权力，而人类又被权力驯化。”
而奥尔默则不同意权力驯化之说，她给出了问题的另一个答案：专制帝国往往统治残暴，社会潜伏着太多的不满。平时好像铁板一块，但一旦出现某种机缘，矛盾就全面爆发。外患触发内变，一下就土崩瓦解了。阿兹特克和印加两大帝国，表面上是被几百个西班牙人灭掉的，实际上是内外矛盾一起爆发而垮掉的。我觉得其实两个说法是一回事：权力驯化似乎是铁板一块，矛盾爆发就土崩瓦解。很多古代专制帝国都在这两者间反复循环，关键在于专制暴君给民众带来的伤害并不比殖民统治小。
过去在反抗殖民主义时，揭露批判殖民统治的黑暗是人们主要的任务。这种批判的历史合理性应当肯定。但是它往往带来一个偏向，即把前殖民时代的传统专制涂上了一层玫瑰色。其实即便在那个时期，一些清醒者如鲁迅也早就指出：“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时代，有识之士尚且能有这样的见解，在殖民时代早已结束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把一切问题都归之于外部而不知自省，就更不可取了。固然人们往往当局者迷，历史叙事有时也确实出于现实需要。西方人当年是殖民主体，他们进行自我批判那是政治正确，由皮萨罗的后人来批判印加专制，总有些“身份不宜”。而现代的厄瓜多尔作为一个小国，若干年前还与邻国秘鲁打过仗，卢米尼亚维被树为民族英雄，除了因为他反抗西班牙人外，也难说没有对抗南方邻国的意思，他们在国际竞争中需要提振国民士气，让他们自我批判可能也勉为其难。但我们本是第三方，应该更能客观也更深刻地看待他们的历史吧。